第六节. 约瑟时代的埃及
前文谈到，Dr. Lappin利用专业天文学软件查验古埃及若干法老时期的月相、日食天文记录，发现现今主流学界秉持的古埃及朝代定年与计算结果相去甚远，而与Dr. Rohl秉持的“新朝代定年”一般只有几年之内的差别。得益于Dr. Lappin的助力，Dr. Rohl最终将第12王朝的第五位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Senusret III）在位的年限定在约公元前1698年~前1658年，将他的儿子、第六位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三世”（Amenemhat III） 在位的年限定在约公元前1678年~前1631年（根据现有的证据，学界普遍接受这两位法老共治了约二十年）。
从这里起，我们对古埃及年代的表述，如无特别说明，全部按照Dr. Rohl的“新朝代定年”。
《塔纳赫》从始至终都没提到以色列人来到埃及时的法老的名字。但《塔纳赫》提供了以下的一些主要的记录，使我们得以在时间线上梳理以色列人来到埃及的经历。
– 文字记约瑟被妒忌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时是17岁。这时是约公元前1683年，是埃及的第12王朝的第五位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时期。
– 只身来到埃及的约瑟因为心地纯直、行事端正而被诬陷坐牢，后因给法老解梦预言“七个丰年之后会有七个荒年”、而被法老任命为高官为将要到来的荒年做准备，这时的约瑟30岁。这时约是公元前1670年，是“辛努塞尔特三世”和他的儿子“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共治时期、“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开始参与执政后的第八年。
– 在荒年到来前，约瑟的两个儿子“玛拿西”（Manasseh）和“以法莲”（Ephraim）出生。这时大约是公元前1666年。
– 历时七年的荒年在约公元前1663年到来，这时是“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开始参与执政后的第十五年；性情仁厚的约瑟选择与到来埃及的弟兄们和解，在荒年的第二年雅各（以色列）带领全家人来到埃及与约瑟会集，这一年是约公元前1662年（推理过程详见第三节），这也是我们计算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时长215年的开始时间。
– 雅各（以色列）在埃及住了17年，在约公元前1645年时去世。以色列全族为他居丧，约瑟带领众人将雅各的遗体运回迦南，葬在先祖亚伯拉罕从当地人手中买下的“麦比拉洞”（Cave of Machpelah，位于今“希伯仑”/Hebron旧城中心）。
– 约瑟在约公元前1590年去世，享年110岁，这时是埃及的第13王朝（约公元前1624年至公元前1445年）开始后的第三十四年；约瑟的棺椁被暂时停放在埃及。
好了，根据《塔纳赫》提供的信息（见<表3.5>）、以及Dr. Rhol的“新朝代定年”（见<表5.5>），我们终于将约瑟开始在埃及为官的年代定在了第12王朝的第五/第六位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位法老的统治时期是否在历史上留下了什么特殊的印记。
“辛努塞尔特三世”在位约39年、并在自己统治的后二十年和其子“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共治。根据“维基百科”，总体来看， “辛努塞尔特三世”执政时期采取强硬的对外和对内政策，军事上重新压制了努比亚、在“尼罗河第二瀑布”也就是两国的边界附近建造了若干军事堡垒， 内政上从地方统治者手中收回权力，他向儿子的政权交接有序平稳，这使得“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得以继承了一个稳定和平的埃及。很多学者认为，共治的二十年里实际主政更多的是儿子“阿蒙涅姆赫特三世”。
而“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统治时埃及的国力达到了“中王国时期”的顶峰。根据现有的考古文字记录看，他在位至少有45年。“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统治时期将精力集中在大型水利建设、大范围资源开采（在埃及本土、努比亚及今西奈半岛众多地点进行矿物、玉石和石料的开采）、和有限的对外贸易上，而从未对外发动过大型战争（根据现有记录只有一次在他统治的第九年对努比亚的惩罚性突袭）。
并且学界注意到，显示“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名字的铭刻从“黎凡特”到“尼罗河第三瀑布”（the Third Cataract）的广泛区域内现今都有发现。
从已知的资料进行汇总，我们得知“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包括其父“辛努塞尔特三世”在位的后期即父子共治期间）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千年不遇的水患
我们知道尼罗河的水源来自埃及南侧的埃塞俄比亚高原，河水每年定期泛滥（Nile Inundation），这表现为每年六月底河水开始上涨，九月达到高峰后逐渐回落。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尼罗河谷的中下游和尼罗河三角洲带来沃土，是古埃及文明誔生的基础。
因为尼罗河沿岸是埃及几乎所有的产粮区，因此古埃及人会使用石刻水位计（nilometer）来测量和记录尼罗河每年的最高水位，并根据水位的高低来向农民收税；正常情况下如果水位低于标准水位，那么这一年的赋税就会被下调，如果水位高于标准水位，那么这一年的赋税就会被上调。常识告诉我们，比常年略高的洪峰水位会为尼罗河两岸带来丰收，但大幅高过常年标准的水量则可能会带来涝灾而使农作物减产或绝收。
尼罗河泛滥的水量每年都会有波动，大多数情况下泛滥时的洪峰水量与往年比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也有例外。在第12王朝的第二位法老“辛努塞尔特一世”（Senusret I）时期，尼罗河就曾发生过异于常年的洪峰。在第12王朝的第六位法老也就是“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到第13王朝早期的约五十多年间，尼罗河洪峰的水位持续比按今天标准的正常年份为高，特别是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统治的第二十年时、至少连续十二年洪峰水位达到峰顶，如记录显示在他统治的第二十年，尼罗河上游的洪峰水位涨到了基准水位（即无洪峰时的低水位）之上的21米，比当时第12王朝晚期时的平均洪峰水位（约在基准水位之上的约17米）高出了近4米，且比现代的、“阿斯旺大坝”建成前的尼罗河洪峰的平均水位（在基准水位之上的约12米）高出了9米多（注6.1）。
【注6.1：在位于“尼罗河第二瀑布”（the Second Cataract）附近、今苏丹境内有两座埃及第12王朝时期的军事堡垒Semna和 Kumma，它们是第12王朝的早期到中期为抵御南面的“库施王国”（Kingdom of Kush）而修建的，在1971年“阿斯旺水坝”（Aswan Dam）建成后这两处堡垒遗址已经被水淹没。原堡垒处的水位刻线保留了观察进行当时法老在位的年份，这样我们就知道最高的水位刻线是出现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执政时期；这些Semna堡垒遗址处的水位刻线是被德裔埃及学家、考古学家Karl Richard Lepsius在1844年发现的。
Lepsius先生记录在1840年代Semna处的洪峰水位是比低水位高约12米，也就是说在洪峰流量最大时（一般是每年的八、九月），水位比没有洪峰时的低水位会上升12米，而这时尼罗河下游的耕作活动并未受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将这个现代观察的“在Semna处洪峰比低水位高出12米”认为是正常的尼罗河洪峰高度。
刻线显示，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在位的头二十年（约公元前1679年至前1660年），Semna处洪峰典型水位在17米（比正常洪峰高5米），这能够为下游带来更多的有机土壤和可耕种面积，也就是更有益于农耕生产。
到了他执政的第二十年、及其后续的十二年间，Semna处洪峰水位达到了21米（比正常洪峰高9米），有古气象学者估计，这时的洪峰水量可达正常洪峰水量的三至四倍，这样的水量会将沿岸许多的原有设施摧毁、且涝灾消退所需的时长会使农作错过耕种季节，从而为整个地区带来饥荒。
到这位法老统治的第三十二年，远过正常洪峰量的（21米高）水量才停止，洪峰记录恢复到约17米的高度。】
根据学者的估算，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所记录的最高洪峰的年份中，最大的水量是今天在“阿斯旺”处记录到的较大洪峰水量的三到四倍；而在“中王国时期”的其它部分，尼罗河的洪峰水量似乎与今天的洪峰水量并无明显差异。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在位时期那样大的连年的尼罗河洪峰被现代学者解释为持续了数十年的气候波动。
在古埃及历史上，尼罗河低水位造成的作物减产甚至是饥荒在“古王国时期”结尾、“托勒密时代”、和“伊斯兰化时期”都曾发生过，但像“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代那样的几十年的高水位并有确切记录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千年不遇。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代的尼罗河高洪峰现象的同时，我们首次在法老家族的名字中看到了鳄鱼神祗“索贝克”（Sobek，古埃及掌管王权、丰饶、生育、战争和辟邪的神祗）的拼写。例如，第12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塞贝克涅弗茹”（Sobekneferu），她是“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女儿。到了第13王朝，至少有六位统治者的名字中出现“索贝克”，例如“索贝克霍特普四世”（Sobekhotep IV）等。由于鳄鱼神祗“索贝克”和尼罗河有着密切的关联，王族在自己的名字中加入它的拼写，这表明统治者对尼罗河的关注突然集中超出以往。考古学同时显示，恰恰是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当政时期，“索贝克”崇拜第一次被纳入到古埃及宗教信仰体系的中心位置。
二）“千年一计”的水利工程
看一眼埃及的地形图，很难不留意到尼罗河下游西岸的一个醒目独特的盆地结构“法尤姆”（Faiyum，原写为pa-Yam，意思是“大湖”）。
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完成的所有工程中，“法尤姆”明显是他的最得意的作品，他最终也将自己的长眠之地选在了“法尤姆”的入口处。“法尤姆”在整体上是一座巨大的水利工程的蓄水部分，在“法尤姆”盆地内，“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在Kiman Faras建造了一座献给“索贝克”的大型神庙，在Medinet Madi建造了一座献给“列涅努忒”（Renenutet，古埃及掌管食物、收获的神祗）的礼拜堂，在Biahmu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建筑、其中包括两尊表现自己的、高达12米的面向“法尤姆”盆地西北端的“莫里斯湖”（Lake Moeris）的石英岩坐像。
事实上，古代文献表明，“莫里斯湖”是被“阿蒙涅姆赫特三世”主持修建且随他而命名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名字被公元前后的希腊学者写作希腊文“Μάρης”、对应罗马化的“Marês”，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写“法尤姆”地区的大湖是被名为“Μοῖρις”/“Moeris”的法老修建的。
作为“法尤姆”水利工程的一部分，连接“法尤姆”盆地和尼罗河的，是在今Asyut的位置从尼罗河西岸分支出来的一条渠道，这条渠道最初的名字可能叫“Tomis”（希腊语，埃及语原意可能为“ending canal”）、后来也叫“大渠”（the great canal），该渠道沿着尼罗河谷一路蜿蜒北上三百多公里，从而到达今El Lahun也就是“法尤姆”的入口位置。这条渠道是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完成修建的（可能是在一些天然的沟渠和前人的工作的基础上疏通、连接、扩建）。在这条渠道的关键位置（如El Lahun处）建有水坝、石堤和水闸以控制水流的出入和流量；当尼罗河水位高过常年时，这些水流控制设施可将过多的水量在上游处开始导向“法尤姆”，这样尼罗河下游的主要产粮区就不会受到过多水量的影响；而当尼罗河水位低过常年时，水流控制设施又可将“法尤姆”水库中的水导入尼罗河下游用以农耕灌溉。
在古代埃及，法老被诠释为能够为国家祈求丰饶和安定的介于神界和人界之间的沟通者、甚至是埃及神祗在人类世界的代表和化身。由于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埃及人成功完成了“法尤姆”水库工程，使得尼罗河远高常年的水量得到了控制，埃及的农耕和生活秩序得以维护，“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无疑将这个前无古人的工程归为自己的最伟大的成就，用以彰显他眼中的自己王位的神圣属性。
“法尤姆”水库以及连接它和尼罗河的“大渠”，是公认的人类古代历史上最成功的水利设施之一。
三）惊人的国库财力
“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统治时国库的财力惊人，该法老在埃及多地进行了多个国家工程，包括前述的“法尤姆”水利系统，以及大型的堡垒、神庙、宫殿、雕像、碑刻等，他同时是埃及历史上少有的为自己兴建了两座大型金字塔的法老之一。
在Dahshur的那座被称为“黑色金字塔”（Black Pyramid），底边宽105米、高达75米，建成后因为可能的水侵而出现裂痕，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决定为自己另建一座金字塔。
第二座位于Hawara（在“法尤姆”盆地的入口处，<图6.7>中红色箭头的位置）的金字塔高度为58米，在塔的南侧建有宏大的陵庙（mortuary temple）和附属建筑群，因为建筑和布局极为精巧繁复、被称为“埃及迷宫”（Labyrinth of Egypt）。公元前五世纪到访此处的“希罗多德”被呈现在他眼前的建筑震撼，他评价说这座建筑的规模甚至超过了金字塔们，让所有见到它的人叹为观止。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这个“迷宫”一样的建筑“有十二个带顶的庭院，门彼此相对：六个朝北，六个朝南，呈两排连续排列，全部位于同一堵外墙之内；此外，还有两套房间，总共三千间，地上一千五百间，地下一千五百间”，但是建筑的守护者不允许来访者靠近地下的部分。根据“希罗多德”时代的埃及祭司的说法，建筑中每个庭院都代表着埃及的一个“诺姆”（nome，意为“行政区”，下文有进一步讨论）。
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内，该处“迷宫”建筑被毁，大部分地面的石料被陆续移除，“迷宫”的遗址位置逐渐被人们遗忘。在公元十三世纪中叶附近、以及二十世纪初，因为一条运河的开凿使迷宫仅存的少量地面遗迹又遭到进一步破坏。
根据现代的勘测，“迷宫”的主体建筑宽约120米、进深约150米，在近年来的地下成像技术的实地勘测中，在“迷宫”位置的地下发现存在大量结构异常，指向该处可能真的存在如“希罗多德”描述的地下建筑部分。
有考古学家认为，“迷宫”建筑的建造似乎早于近前的金字塔的建造。“阿蒙涅姆赫特三世”似乎对这个代表中央集权（见下条）的建筑情有独钟，他将自己的长眠之地选在了这座“埃及迷宫”建筑的近旁。
四）迅速式微的地方势力
“诺姆”（nome），意为“行政区”，在古埃及历史上由来已久，上埃及和下埃及最多时共有四十多个“诺姆”，它们最初的形式可能来自地方部落联盟。“诺姆”的统治者被称为“诺姆首领”（nomarch），他们主持地方上的税收、大型工程、资源分配、司法和防卫。
“诺姆”制度在“古王国时期”就已存在，但在那时“诺姆首领”基本上是法老直接指派、向王族直接负责。到了“第一中间期”，中央王族势力减退，地方“诺姆”逐渐达成了半自治/自治状态，“诺姆首领”的位置得以在每个首领的家族中世袭；这个时期的埃及，地方“诺姆”的势力最为强盛，“诺姆首领”通常都拥有自己的军队，有些“诺姆”之间时而为资源和利益爆发冲突甚至战争，从而造成此起彼伏的地区不稳定局面。
到了“第一中间期”的末尾，埃及南部“底比斯”（Thebes）处的“诺姆首领”家族成功击败了对手，将埃及重新统一，这就是“中王国时期”的第一个朝代即第11王朝。
到了第12王朝的第五位/第六位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注6.2），法老对国家的权力治理架构开始施行改革，将埃及分为按南北的地理位置的三个行政大区，而大区的长官直接向中央王族负责，“诺姆首领”家族的事实上的世袭制度被取消，地方“诺姆”的势力和影响迅速消失。
【注6.2：根据现今“维基百科”，“辛努塞尔特三世”是消除“诺姆”制度的始作俑者，它给出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文字证据显示相关的政令可联系到“辛努塞尔特三世”而非“阿蒙涅姆赫特三世”。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两位父子法老一同共治了二十年，无法排除关键政令大多是由父亲发布，而真正的计划步骤和实施步骤大多都是儿子在起作用的可能。其实到了后文在谈到约瑟时我们就会看到，约瑟为埃及起决定作用的十四年（约公元前1670年至前1657年），其实正好就是这两父子共治的约最后十年以及“辛努塞尔特三世”去世后的四年。】
在“辛努塞尔特三世”/“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过去传统中“诺姆首领”头衔经常连带的显赫称谓，如“世袭亲王”（Hereditary Prince）、“诺姆伟大的主人”（Great Lord of the Nome）、“众祭司的监督者”（Overseer of Priests）的使用方法停止，而主政地方行政的长官的称谓只使用简单的“总督”（Governor）。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按照传统的、为“诺姆首领”建造的显赫的大型墓葬再无出现。在地方“诺姆”被“辛努塞尔特三世”/“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取代之前不久，第12王朝还出现了位于“Beni Hasan”的名为“Khnumhotep II”的“诺姆首领”的大墓；在这之前的第10王朝、在“El-Mo’alla”处有名为“Ankhtifi”的“诺姆首领”的大墓。
“诺姆”制度作为埃及特定的地方治理系统，在“辛努塞尔特三世”/“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显然迅速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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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关于“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信息使我们看到：他的四十多年的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长内，尼罗河的水位都明显高于常年，也就是说他在位期间的很大时段埃及应该持续面临全面的天灾，这个现象在古代埃及来说是千年不遇也不为过；他确实建成了首屈一指的“法尤姆”水利工程，这能为他国家的农耕进而税收带来有利因素，但这样的工程本身就需要花费巨额的建设和维护资金；然而明显他的国库又积累了众多前人无法企及的财富、得以完成众多宏大的国家工程（在他之前的法老的国家工程总量可以尝试和他比肩的恐怕还是约八百多年前的第4王朝的法老“胡夫”）；并且，“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在位时期，在古埃及存在超过一千年的地方“诺姆”强大的影响几乎瞬间消失、好似有什么驱使那些众多的“诺姆首领”一起交出自己的权势、土地和武装而乖乖听命于法老。这些集中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的特殊现象之间有没有什么微妙的、深层次的联系呢？
显然，单纯的考古学还没能为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这一节的主角 —— 《塔纳赫》中记述的约瑟，所有的现象之间就如突然出现了一根奇妙的串线，可以将它们合理而自然地连接在一起（对在考古发现中定位约瑟的可能性，简要介绍见附节三）。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塔纳赫》中提供的信息可否与考古研究和记录显示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的尼罗河异常高水位和治水工程联系在一起。
-《创世记》41:17-24这样记述了法老的梦境：“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以先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棵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
-《创世记》41:25-36这样记述了约瑟对法老梦境的解释：“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作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作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 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作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
-《创世记》41:37-44这样记述法老对约瑟解梦的反应：“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惟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 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 ”
-《创世记》45:6这样记述约瑟在和他的来自迦南的众弟兄相认、评估当下的境况时而说的一句话：“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
从这些文字信息中我们看到，《塔纳赫》揭示，约瑟供职的法老时期有接连七年的饥荒，并且《塔纳赫》自始至终都写的是“饥荒”，而未提造成饥荒的天灾到底是什么；反而是法老的第一个梦中“紧跟从河里上来的七只肥牛之后、从河里上来的七只瘦牛”，和约瑟对众兄弟所说“在埃及还有五年不能耕种”（旱灾实际上并无法阻止耕种的尝试、而涝灾却能够）的话暗示，造成饥荒的很可能恰恰是尼罗河连年的涝灾。
现代有些学者在提到埃及地的七年饥荒时，不加思索地就说是“旱灾”，然而这很可能是对《塔纳赫》信息的曲解。同时，有些这样的学者也常说“法尤姆”是法老为抵御饥荒而开辟的新的产粮区，但这合情理吗？如果是范围广大的持续若干年的旱灾，按产粮区的设想建设开垦一个诺大的“法尤姆”恐怕不会有太大的用途。
根据“法尤姆”这个名称的原意，它在最初就是一个“大湖”。因此，更为合理的解释就是，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千年不遇的尼罗河持续高水位，在河水下游沿岸也就是埃及的产粮区造成了长达七年的涝灾，而“法尤姆”和“大渠”的建成是为了将多余的尼罗河水在进入下游之前就导流进入“法尤姆”盆地西部的低洼、人烟稀少的区域。当然我们不排除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主持的对“法尤姆”西部的水库的建设中，会同时存在有计划的、在适宜位置的对农地的开垦，但此时的农地开垦只是水库建设的附带目的而不是首要目的。
现在要再谈谈连接“法尤姆”和尼罗河的那条“大渠”。其实前文介绍它时卖了一个关子，没有特意提到它的现在的名称 —— “Bahr Yussef”。这个名称是它的阿拉伯语名称对应的英文，Bahr的意思是“大量的水”，而Yussef是伊斯兰传统对“约瑟”的称谓，因此， “Bahr Yussef”的意思就是“约瑟水道”（the waterway of Joseph）。
众所周知，埃及是在公元七世纪开始被伊斯兰统治的，那么根据伊斯兰传统，（由于某些我们现代还无法确知的信息来源的原因），当时开始统治埃及的伊斯兰统治者们认为这条“大渠”是约瑟主持建造的。我们不难推知，一千三百多年前来到埃及的伊斯兰统治者们根本不具有我们今天这样的科技、历史、文献和考古知识，他们几乎不可能知道完成“法尤姆”水利建设的是第12王朝的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三世”（事实上他们根本读不懂古埃及文字，他们能够读懂源自古希腊文字的“莫里斯”/Moeris并将它联系到该法老身上的可能看来也不存在），另外《塔纳赫》中也从未提约瑟参与主持了埃及的水利工程，是什么促使这些操着阿拉伯语的外来统治者们将这条在他们到来之前已经存在了约一千年的渠道称为“约瑟水道”的呢？凭空编造吗？在这些外族统治者来到埃及之前，古埃及的名君和能臣恐怕可以百名计、他们建造的令人瞩目的工程可能也接近数十计，为什么这么巧就选了约瑟的名字，我们是花费了很大的周章才将约瑟和“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切实地关联在了一起，他们凭的是什么呢？还是他们就是根据当时当地已有的古埃及人对这条水道称谓的传统呢？
<图6.6>中所示的水量记录显示，从“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执政的第二十年（约公元前1658年）开始直到第三十二年（约公元前1646年），尼罗河的洪峰水量几乎一直处于最高位。在这个阶段的后半段，“法尤姆”水库作为泄洪区的建设应该已经完成，因此在尼罗河的上游的Semna堡垒处记录的高水位，在今Asyut的位置就开始被分流引入“法尤姆”盆地的水库，从而无法对埃及农耕造成实质性破坏。这就能解释为何上游处记录的高水位，从“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执政的第三年左右可能就已经出现并且证据显示持续了几十年，在高水位到来的头若干年内、丰沛的水量确实可能对埃及的农耕带来增产，而后真正对农耕产生破坏的只有位于“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执政的第十五年至第二十二年左右的这七年（约公元前1663年至前1656年），也就是《塔纳赫》写的紧随“七个丰年”（<图6.6>中下方⽔平绿⾊线时段）的“七个荒年”（<图6.6>中下方⽔平红⾊线时段）。
之前我们提到，约瑟是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开始参与执政后的第八年（约公元前1670年）被任命为高官并为将临的饥荒做准备的，那么七年的丰年结束、七年的荒年开始时就是“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在位的第十五年左右。根据<图6.6>，尼罗河水的超异常水位恰巧在该法老在位的第十四年（约公元前1664年）开始，此后的水位历经六年到第二十年（约公元前1658年）时已经到达峰顶。也就是说，在Semna堡垒处的最高水位石刻显示出的水位明显跃升阶段（约公元前1664年至前1658年）与我们按《塔纳赫》中的信息推理得到的七个荒年的时间区间（约公元前1663年至前1656年）能够很好地吻合！
现代气象学告诉我们，区域气候异常往往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例如，有气象学者研究了中国大陆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四分之一的时长内的气候异常，他们发现不同的气候区在二十多年间存在“旱愈旱，湿愈湿”的格局；具体地说，东南沿海和东北的东部经常连年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而引发的诸多洪灾，而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北部和内蒙西部持续出现强干旱。在更广的世界范围，近年来气候的趋势显示东南亚的降水总量增加，东非的降水总量减少，而地中海等地区的气候保持稳定。
因此，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代埃及出现的尼罗河水位持续超常的现象，极有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几十年内，今埃塞俄比亚地区也就是尼罗河源头处的热带雨水过量，同时阿拉伯半岛沙漠的干燥气团北进侵入迦南，这就造成了埃及持续七年的涝灾和迦南地区长年的旱灾，因此《塔纳赫》写“天下的饥荒甚大”。
有趣的是，法老的第二个梦境中是“东风”将七个细弱的穗子吹焦了，而埃塞俄比亚的东面和阿拉伯半岛的东南面正好是印度洋的西北部。现代气象学显示，单是印度洋范围的“印度洋正偶极”（positive Indian Ocean Dipole）现象就可使在非洲东部出现东风和持续强降雨，而在阿拉伯半岛处的东南风可将沙漠干燥气团带向今以色列地区。如果加上太平洋范围的“厄尔尼诺”（El Niño）和“拉尼娜”（La Niña）现象，造成长年的尼罗河水量超常和古迦南地区干旱的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纳赫》中的信息能否与我们已知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国库的巨额财富和地方“诺姆”的式微联系在一起。
-《创世记》41:53-57这样记述饥荒时的情景：“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惟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 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粜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籴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
-《创世记》47:13-26这样记述约瑟为法老获得巨量银钱、牲畜和土地的过程：“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聚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籴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甚么死在你面前呢？’ 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 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死亡，地土也不至荒凉。’ 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惟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常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常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作地里的种子，也作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 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作法老的仆人。’ 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惟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
不难看出，《塔纳赫》记录说，约瑟因着卖粮，为法老取得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籴粮的银子”、又用粮食换来了“他们一切的牲畜”，再用粮食“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并且特地说了两遍“惟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惟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约瑟甚至用粮食为法老换来了自愿交出自己自由的人。
这些《塔纳赫》中提供的信息明确地指出，约瑟供职的法老因着这七年的饥荒而得到了前人无法企及的财富和土地；根据经文，这明显包括原“诺姆”的土地。“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国库的巨额财富的来源，以及众多的“诺姆首领”们心甘情愿地一起交出自己的权力和领地的现象，终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
特别地，如果到这里我们所有的分析都基本正确的话，那么“辛努塞尔特三世”去世是发生在《塔纳赫》中记载的七年的饥荒的第五年，这时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极有可能已经取得了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诺姆”的土地，因此可以说，长达千年的“诺姆”制度的分崩离析就发生在“辛努塞尔特三世”和“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共治的最后几年。
到这里，我们可以再返回头去看现今历史研究中关于“辛努塞尔特三世”取消“诺姆”制度的观点。关于“诺姆首领”家族对地方权力和土地的世袭现象在“辛努塞尔特三世”/“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迅速消失，这样的现代研究并没有解释法老是如何做到将长期盘踞在埃及统治层的强悍“诺姆”制度在短期内瓦解的，它给出的只是结果而无法提供机制解释。但是《塔纳赫》提供的关于约瑟的信息却让我们看到，“诺姆”制度被取缔极有可能是在约瑟受到神启预言饥荒、且对共治的两位法老的尽忠职守下达成的。将埃及分为按南北的地理位置的三个行政大区、而大区的长官直接向中央王族负责，更有可能是对国家权力架构在“诺姆”制度因饥荒而消失后的重新设计，而不太可能是“诺姆”制度式微的原因。按照《塔纳赫》提供的信息，现今主流认为的、是“辛努塞尔特三世”开启了对“诺姆”制度的改革、而“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只是坐享其成的观点可能并不准确，在两王共治背后的将“诺姆”制度拆毁的实际操作者极有可能是约瑟这样的人物。
在整本《旧约》中，约瑟是仅有的几位始终敬畏、信靠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行事为人从未受到任何指摘、而恒常以肯定的口吻描述的人物（另一位是大卫的曾祖母“路得”、还有就是身为巴比伦之囚的先知“但以理”，但《旧约》对这两位只是记录了属地生命的片段、而对约瑟是唯一做到记录属地生命全程且从未指摘的人物）。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三世”一生的主要成就隐约都有约瑟的影子，正是约瑟这样的“千古一人”，成就了“阿蒙涅姆赫特三世”这样的千古一帝。
在《创世记》47:26这节记录约瑟为法老得地纳粮的信息之后，《塔纳赫》就再没有记约瑟在埃及为官的其它事迹。从这里开始直到《创世记》这卷书结束，都是在写住在埃及的雅各（以色列）年老后的去世、继而约瑟年老后的去世。
现代学界已经知道，第12王朝在“阿蒙涅姆赫特三世”之后，还有最后的两位统治者，也就是法老“阿蒙涅姆赫特四世”（Amenemhat IV，在位约九年），和他的继位者公主“塞贝克涅弗茹”（Sobekneferu，在位约四年）。“阿蒙涅姆赫特四世”去世时很可能没有成年男性子嗣，因此女性王室成员“塞贝克涅弗茹”成为了统治者（现今对“塞贝克涅弗茹”是“阿蒙涅姆赫特四世”的王后还是他的姐姐/妹妹的关系没有定论），但很可能这位女性统治者在去世时也没有成年男性子嗣甚至是合适的继承人选项。在辉煌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统治时期过后，第12王朝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就结束了。
下一个朝代，第13王朝（约公元前1624年至公元前1445年）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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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13王朝的清晰理解，和它真实的历史，一直让现代学界感到困惑，它是古埃及历史研究的难点之一。这些难点首先包括现在发现的关于第13王朝的历史遗存，比起它的前朝第12王朝，可谓少而不全。另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就是，相对于第12王朝历时近200年而总共只有八位法老，第13王朝时长大约170年，却至少有三十多位统治者有可考察的具名，另外至少还有十几位（由于王表中王名的残缺）无法清楚具名的统治者；有很多统治者在位的时长只有几年，有的甚至只有几个月到几天；因此第13王朝的每位统治者的平均在位时长只有不到三年，甚至可能更短；这个现象在人类古代历史上真的相当罕见。（有学者推测第13王朝的部分时期的部分统治者是被推举得位的可能性，类似现在的“选举君主制”，例如今天的马来西亚，其国王是由“统治者会议”、在特定的候选人组中、每五年定期指定新的国家元首继位者。也有学者指不能排除第13王朝的某些法老是在埃及的不同地区分别独立统治）。
下边列出根据现有信息对第13王朝统治集团的一些观察：
– 第13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是法老Sobekhotep I，他的来历对现代学界来说不明，有学者推测他可能是第12王朝王室的某位亲属。
– 第12王朝的首都名为“伊塔威”（Itjtawy），尚未发现确切地点，据推测在“法尤姆”附近。第13王朝开始时，仍然选取“伊塔威”作为自己的首都（后期可能移都“底比斯”）。
– 现今没有迹象表明第12王朝向第13王朝的转换时期埃及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和社会动荡。
– 第13王朝的前半期内至少有三位统治者的名字中使用“阿蒙涅姆赫特”（Amenemhat），如果这不能直接表明这些统治者和第12王朝的王室具有渊源，这至少表明第13王朝的统治层对第12王朝的传统的认同。
– 虽然第13王朝有这么多位统治者、也就是这么多次政权的交接，迄今没有发现当时社会的动荡、暴力、内战、流民等迹象，这指向这些政权交接至少大多数是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可能。
– 第13王朝的连续的几位统治者如Sobekhotep III、Neferhotep I、和Sobekhotep IV，公开宣示自己的非王室出身，原因不明。这可能暗示在这一时期，与正统王室之间紧密的血缘纽带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继承统治的必要条件，统治者可能需要以其它条件（如官阶、实权、地盘、资历、声望、人脉、派系、结盟等）取得统治权。
– 第13王朝的统治者中有“Khendjer”这个名字，有学者认为该名具有“闪米特人”（Semitic）渊源，这可能说明这位统治者来自一个非埃及本土的移民家庭。
– 现今很少发现第13王朝时期建设的大型工程（如神庙、宫殿、碑刻、墓葬等）；与第12王朝多数法老修建了大型的金字塔等国家项目不同，现今发现的第13王朝统治者的仅有的几座金字塔的规模可以说是过于相形见绌，这可能表示第13王朝的多数统治者没有修筑宏伟工程的意愿甚至是可能性、或也暗示第13王朝的经济和统治基础偏弱。
– 该王朝时期在三角洲地区的东部持续有大量的来自西亚/黎凡特地区的闪族人口移入。（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在第13王朝的建立的约头十年时间里，迦南地区的旱灾仍在以一定的程度持续。可参<图6.6>，这时的埃及仍然可能经历尼罗河连年的超常水量，但是“法尤姆”水利设施从农耕的角度将这个负面作用转化成了正面作用。）
– 第13王朝逐渐失去了对第12王朝时期在上埃及和努比亚交界处修建的数个军事堡垒的控制，致使其南侧的努比亚人再次兴起。
– 该王朝的末期，在三角洲的东部地区，被称为“希克索斯人”（Hyksos）的外族建立了独立的统治，定都“阿瓦里斯”（Avaris，对“阿瓦里斯”的详细介绍请见第八节），这就是埃及的第14王朝。最终第13王朝在可能的内部外部压力下式微直至灭国，至此埃及进入了更加动荡的“第二中间期”时期。
前文已经指出，约瑟是在约公元前1590年去世，这时是埃及的第13王朝开始后的第34年。约瑟在地上的岁数是110岁；这样，在第12王朝向第13王朝转换时，约瑟大约是76岁。
再看《塔纳赫》，在《创世记》这卷书结束之前，只有一句话提到约瑟晚年的生活场景，《创世记》50:23写：“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玛拿西的孙子、玛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
后来情势生变，到了《出埃及记》1:6-8，这样写：“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从这些信息，我们知道，《妥拉》说老年的约瑟在埃及得以赋闲在家、安享晚年，一家人四世同堂。并且据前述，第13王朝早期的统治者们如不是第12王朝的亲眷、至少他们对第12王朝的传统保持尊重。因此，根据上述《塔纳赫》经文，合理的推测就是，在约瑟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人在埃及应该仍然受到优待，直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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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各方面的信息，对约瑟在埃及经历的介绍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在这一节里，我们先是使用完全独立的方法得出了两个人物的活动年限，那就是：
– 根据古代天文观测记录得来的第12王朝的第六位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统治年限（约公元前1679年~公元前1633年，见<表5.6>）
– 根据《塔纳赫》自身信息得来的以色列的儿子约瑟在埃及为官治理饥荒的活动年限（约公元前1670年~公元前1656年，见<表6.1>）
我们发现，《塔纳赫》中记述的约瑟在埃及为官治理饥荒时的法老就是“阿蒙涅姆赫特三世”。
继而，我们通过对考古学提供的该位法老的各样信息与《塔纳赫》中记录的七年饥荒信息的对比分析，发现《塔纳赫》暗示造成埃及地饥荒的是尼罗河的涝灾、这可与在这位法老在位期间在尼罗河上游河岸石刻处记录的异常高水位相对应，我们也认识到“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的水利工程渠道的名称按当地传统名为“约瑟水道”，同时我们还发现《塔纳赫》中的约瑟为法老获得巨量财富和土地的信息也可与考古学揭示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的巨大国库财力的存在以及埃及长年盘根错节的地方豪强势力的消失紧密关联。
这样的使用分别独立的信息源（包括天文学、考古学、古文献、历史传统与《塔纳赫》）得到的年代、人物和事件的多重对应和关联是巧合吗？或者，这种对应和关联其实是在表明，《塔纳赫》中包含的信息就是对真实过往的忠实记录呢？
第七节. 摩西时代的埃及
与对以色列人来到埃及时的法老的名字没有写出一样，《塔纳赫》对“出埃及”时的法老姓甚名谁也只字未提；《塔纳赫》只对“出埃及”的关键人物摩西的年岁做了如下的记录。
根据《塔纳赫》提供的信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是八十岁，我们已经确立“出埃及”发生在公元前1447年，那么摩西就是出生在约公元前1527年，这时是埃及的第13王朝中期。
当摩西逃去“米甸”时是约四十岁，这时是约公元前1487年。
再过四十年左右，当他八十岁时，摩西受神命回到他的出生地，在兄长亚伦的协助下向法老提出“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挑战，伴随而至的神力将法老抵抗的意志完全摧毁，摩西成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年是约公元前1447年。
Dr. Rhol认为，笔者也支持他的观点，是“出埃及”事件直接导致了本土埃及人第13王朝的覆灭，以及“希克索斯人”（Hyksos）的第14王朝、也就是混乱动荡的“第二中间期”的启始。让我们细细道来。
《塔纳赫》里只写婴儿摩西被法老的女儿在尼罗河中捞起并收养，但是并未提供这位埃及公主和其父王的名字。但是在《塔纳赫》之外的一些古代文献却对摩西的成长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
“阿塔帕努斯”（Artapanus of Alexandria）是生活在约公元前三世纪后半叶左右的犹太裔历史学家，居住在埃及（可能是“亚历山大城”）。他用希腊语写成《关于犹太人》（Concerning The Jews），可惜该著作没有流传到今天。但我们今天保有至少两位早期基督教会的学者（注7.1）对“阿塔帕努斯”书的引用。
【注7.1：“亚历山大城的圣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公元二世纪左右基督教神学家）的著作 《Stromata》， 和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公元三世纪左右基督教史学家） 的著作 《Praeparatio evangelica》。】
我们现在知道，“阿塔帕努斯”曾经写名为“Palmanothes”的法老的女儿、公主“Merris”是在尼罗河中将婴儿摩西捞起并收养的那一位。而“约瑟夫斯”在著作《犹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写收养婴儿摩西的法老的女儿名叫“Thermuthis”。
遗憾的是，由于希腊文（和拉丁文）可能存在的对名字古埃及文原初拼写的严重改变（注7.2），加之现代学界对这个时期埃及的一系列统治者的王名、统治时长和相互关系的认知零散不全，从这些古代文献中所记的收养摩西的埃及公主“Merris/Thermuthis”和其父王“Palmanothes”的名字出发，很难将它们对应到现代已知的古埃及众法老家族的身上。好在“阿塔帕努斯”的记录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额外的线索。
【注7.2：这种情况下名字翻译的难点在于，古埃及文书写无元音，翻译成古希腊文时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拼写、发音变形。如无足够的辅助文献和背景知识，有时很难将名字的原初拼写还原。】
例如“阿塔帕努斯”的文字提到摩西所处时代的埃及被分为多个同时存在的国家，各自由不同渊源的王族统治。
“阿塔帕努斯”的文字同时告诉我们，当时统治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法老是“Palmanothes”，而对应的统治“孟菲斯”以南的埃及地区的法老名叫“Khenophres”。并且南部的法老“Khenophres”娶了北部的法老“Palmanothes”的女儿“Merris”，这样“Khenophres”就通过这桩婚姻成为了少年摩西的养父。“阿塔帕努斯”写在法老“Khenophres”时期摩西成年，并且成为了埃及军队的指挥官。
根据Dr. Rhol，如果仔细研究“阿塔帕努斯”的文字所称的幼年摩西的养父、法老“Khenophres”的名字，其希腊文（对应到英文）拼法是： “Khe-noph-res”，对应的古埃及文（对应到英文）拼法是： “Kha-nefer-re”，而我们知道第13王朝的最有影响力的法老“索贝克霍特普四世”（Sobekhotep IV）的“王名”（prenomen）就是“Khaneferre”。因此根据“阿塔帕努斯”所写，法老“索贝克霍特普四世”就是少年摩西的养父。
有迹象表明位于埃及南部地区的法老“索贝克霍特普四世”通过和北部三角洲地区的联姻，而获得了对北部的控制权，这样他就在一段时期内对埃及的大部分国土实现了一体统治；现今在三角洲东部发现了“索贝克霍特普四世”的巨大雕像，合理猜测就是该法老在三角洲地区的中心城市“阿瓦里斯”（Avaris）处拥有自己的宫殿。
我们再从“索贝克霍特普四世”往回推，甚至可能推测出《塔纳赫》所写的的那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出》1:8）是谁；根据《塔纳赫》，正是这位法老在登位后将以色列人转变成了奴隶。
根据“都灵王表”，“索贝克霍特普四世”的前任是是法老Sihathor（在位仅三个月）、再之前是法老“内弗尔霍特普一世”Neferhotep I（在位十一年多），他们三位是弟兄；再之前是法老“索贝克霍特普三世”Sobekhotep III（在位约四年多）。而根据埃及史学家的解读，“索贝克霍特普三世”、“内弗尔霍特普一世”和“索贝克霍特普四世”，这三个在时序上前后紧密相连的统治者，都曾在当时的文字记录中公开宣示自己的非王室出身。学界现在无法确知记录中那位首次公开宣称自己非正统王族世系身份的“索贝克霍特普三世”是如何上位的，但根据时间线，有理由推测他最有可能就是那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
有收藏在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的编号为“Brooklyn 35.1446”的莎草纸文献，可追溯至“索贝克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这份莎草纸是法老颁布的奴隶转移法令。文字中提到的九十五个奴隶名字中，超过一半源自黎凡特/迦南地区的“闪米特语”。此外，它不仅列出了这些奴隶的闪米特语原名，还加上了他们各自被赋予的埃及名字，这与法老给约瑟赋予埃及名字的做法一致（《创》41:45）。并且这份莎草纸文献是在谈论离黎凡特/迦南更远的“上埃及”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在离黎凡特更近的“下埃及”三角洲地区，具有黎凡特/迦南来源的奴隶比例比这个会更高。没有证据表明第13王朝时对黎凡特地区发动过战争，因此这些奴隶的来源更有可能是埃及本地。
从现在已掌握的信息出发，Dr. Rohl推测，从“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出现、到摩西住在埃及的人生的头四十年的事件的时序是这样的：
– 由于某些现代学界未知的原因，“索贝克霍特普三世”，这位并无正统王族世系身份的人成为了第13王朝的第二十六位法老（其实根据“维基百科”，在“索贝克霍特普三世”前的好几任法老已经在当时的文字中不按传统标示自己的王族继承关系了），这时第13王朝的首都仍在“伊塔威”（Itjtawy），“索贝克霍特普三世”在位约四年多，他就是最有可能的《塔纳赫》所写的那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这时离约瑟去世（约公元前1590年）已经有约五十年。由于这位新法老并无和第12王朝王族、以及可能作为该王族承续的第13王朝的前中期王族的血缘关系，他对约瑟在第12王朝后期在埃及的贡献和社会声望没有认识和尊崇，可能因此，《塔纳赫》说有“新王”、他“不认识约瑟”。这位“新王”推动了此时的统治阶层和埃及社会对人口日益增长壮大的以色列家族的边缘化和迫害，迫使他们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对初生的以色列男婴进行系统性的杀害（《出》1:8-22），使以色列家族成为了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获得社会保障的、任人驱使宰割的劳苦奴隶团体。
– 约四年后，第二十七位法老“内弗尔霍特普一世”继位，他在位约十一年。“内弗尔霍特普一世”的在位年代可被推测是在约公元前1535年左右（注7.3）；我们已经确立《塔纳赫》文字显示摩西出生在约公元前1527年，因此这和“内弗尔霍特普一世”的在位是同一时段；在这一时期，婴儿摩西出生在三角洲东侧的“阿瓦里斯”（对“阿瓦里斯”的详细介绍请见第八节）。
【注7.3：这个推理的过程使用了“巴比伦第一王朝”（First Dynasty of Babylon）的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的在位年代的推定（根据Dr. Rohl，“汉谟拉比”登基是在约公元前1560年）、及相关年代联系，本文省略；详见Dr. Rohl的EMH书第5章。】
– 根据“阿塔帕努斯”的文字，这时的三角洲地区由一位名为“Palmanothes”的法老统治。摩西的母亲和姐姐为了让这个初生的小婴孩有一线生机（注7.4），将婴儿摩西置于蒲草箱中，放在尼罗河岸边的芦荻丛中，恰巧被在下游不远处在王宫旁岸边逗留的三角洲地区的公主“Merris”（“约瑟夫斯”写她叫“Thermuthis”）一行发现，还未婚育的青年公主被这个婴儿的哭声打动，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但还是决定将他收养到自己的名下作义子，并给这个孩子起名叫“摩西”，缘于公主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出》2:1-10）。对“摩西”的名字的含义，“约瑟夫斯”解释因为埃及人管“水”叫“Mo”，“被拉起”埃及文写作“Uses”；《塔木德》也解释“Mothe”的意思是“被从水里拉起”（drawn out from the water）。
【注7.4：我们知道《塔纳赫》告诉我们摩西的哥哥“亚伦”（Aaron）比他年长三岁（《出》7:7）；如果我们问自己，为什么摩西一出世就面临不得不被藏起、继而被迫遗弃的命运，而比他年长三岁的“亚伦”却似乎并未遭受此劫难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摩西出生前的不久的三年之内、埃及社会系统性的除灭以色列初生男婴的政策才开始实施就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出埃及记》1:8-22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在当政之初就开始指使希伯来人的两个接生婆杀害以色列人初生的男婴，此计失败后又决定开始在埃及推行将以色列初生男婴丢入河中的残暴政策。而“都灵王表”告诉我们，“索贝克霍特普三世”在位仅仅四年两个月，因此如果在他四年统治的第二年或之后他打起了这个丧尽天良的邪恶主意、进而将它推行到埃及社会实施，那么可能在他统治的第一年时诞生的“亚伦”就得以躲过了这一劫难，继而在他的继位者“内弗尔霍特普一世”上位初始时诞生的摩西正好就必须面对这一劫难。】
– 幼年摩西的头几年在“阿瓦里斯”的王宫中成长，后随着公主“Merris”与南部王朝法老“索贝克霍特普四世”的联姻，来到“伊塔威”或者“孟菲斯”的王宫中，此时摩西已成为十岁左右的少年。因此“索贝克霍特普四世”就成为了少年摩西的养父。
– “约瑟夫斯”写公主“Thermuthis/Merris”嫁给“索贝克霍特普四世”时，曾要求丈夫将来把王位传给这个她钟爱的养子摩西。有趣的是，在“Wadi Hammamat Stela”一处碑刻上记，“索贝克霍特普四世”的四个儿子中的长子被称作“Sobekhotep Mio”（埃及文为“Miw”）。
– 由于记录不全，“索贝克霍特普四世”在位的准确时长不详，但“Wadi Hammamat Stela”的一处碑刻显示该碑完成于他在位的第九年。由于“索贝克霍特普四世”被认为是第13王朝的最有影响力的法老，他的实际在位时间可能要比九年长的多，有可能是二十年左右，那么在该法老统治的晚期摩西应当已经是青年了。
– 摩西在埃及王宫中应该接受了系统的、良好的帝王家的教育；他应该熟知埃及文（包括圣书体和僧侣体）的读写，他也应该会读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楔形字（这在当时是整个地区的实际上的大国外交语言）。在摩西的成长年代，“巴比伦第一王朝”的“汉谟拉比法典”颁行。由于《塔纳赫》记埃及公主为幼年摩西指定的乳母其实就是他的生母（《出》2:7-9），那么其实希伯来语是他真正的第一语言；并且很有可能，摩西从少年或青年时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 同时摩西也很可能受到王室给他的系统的军事知识和实践方面的培养，这符合在动荡的年代中少年/青年王子接受军事培养的常识。从保留下来的关于“阿塔帕努斯”的文字的节录中，我们被告知摩西长成了一个强壮且聪慧的青年人，他在法老的军队中担任军事长官。当摩西在埃及做成年王子的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南部“库施人”（Kushite）对埃及的入侵。“约瑟夫斯”写是王子摩西带领埃及军队将“库施人”赶回了“努比亚”即今苏丹地区，并且包围了他们的首都“克尔玛”（Kerma），并且他还写库施公主“Tharbis”嫁给了摩西为妻，这应该是摩西的第一位妻子（《民》12:1）。（摩西后来逃到“米甸”时又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西坡拉”/Zipporah为妻，《出》2:21）。
– 在今天的“卡纳克神庙”处，记录了一次在法老“索贝克霍特普四世”时期与库施国的战争。在靠近“克尔玛”的“Argo”岛处，发现了法老“索贝克霍特普四世”的雕像；根据这些线索，这个法老雕像有可能是摩西在平息“库施人”入侵的战争胜利后为他的法老养父所设立的。
– “阿塔帕努斯”写王子摩西在埃及被普通大众喜爱，这可能导致他的养父、法老“索贝克霍特普四世”在统治的后期对他的能力和名望产生忌惮和猜疑。当摩西在看到自己的以色列同胞受欺压而杀死了施暴的埃及人后，法老（可能是“索贝克霍特普四世”的继位者“索贝克霍特普五世”/Sobekhotep V，他的统治时长不详）想借此除掉摩西，摩西选择逃出埃及来到“米甸”（《出》2:15），这时摩西的年龄约为四十岁（《徒》7:23-29）。
到此，摩西的出生和少年、青年以及成年以后时期的法老基本确定了。下面的问题就是尝试推测哪一位法老是“出埃及”时的埃及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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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很多非历史专业的人不知道的是，古埃及人曾在自己的文献中特意提到过“神对埃及的击打”、建立耶路撒冷的人群、和“摩西”这个人。
在公元一世纪的“约瑟夫斯”引用的“曼涅托”（Manetho）的文字中，写有：在法老“Tutimaeus”时，神（单数）击打了埃及。……一些种族不明的人群从三角洲东部突然出现，率军入侵埃及，轻而易举地用武力征服了埃及，而埃及人未与他们交战（注7.5）。（Tutimaeus. In his reign, for what cause I know not, a blast of God smote us; and unexpectedly, from the regions of the east, invaders of obscure race marched in confidence of victory against our land. By main force they easily seized it without striking a blow. – Against Apion，Book 1，Sections 14-15.）
【注7.5：在“约瑟夫斯”的著作《驳斥阿比安》（Against Apion）这本书中，为了向当时文章的读者们展示以色列民族的古老历史起源，“约瑟夫斯”引用了“曼涅托”所写的如下内容：在名叫“Tutimaeus”（有的英文版本翻译为Timaus）的国王时，不知何故，神（单数）击打了埃及（有的英文版本翻译为“对埃及怀有敌意”）。一些种族不明的（有的英文版本翻译为“出身卑微的”）、被称为“希克索斯人”（Hyksos）的人从三角洲东部突然出现，率军入侵埃及，轻而易举地用武力征服了埃及，而埃及人未与他们交战。这些外来者控制了埃及的统治者，随后烧毁了埃及的城市，摧毁了埃及神祗（复数）的庙宇，并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对待所有的埃及本土人；他们杀害了一些埃及人，并将这些人的妻儿作为奴隶。最终，他们拥立了一位自己的国王，名叫Salitis，他住在孟菲斯，要求上下两地都向他纳贡。这些人为了防止亚述人的入侵，重建加固了“阿瓦里斯”，在这里修建城墙并驻守重兵。】
“约瑟夫斯”引用的“曼涅托”的文字中，那些种族/来源不明的人群被称为“希克索斯人”（Hyksos）。在读埃及历史时，将“希克索斯人”这个绕不开的名称推广开来的就是“曼涅托”。“Hyksos”是希腊化的拼写，根据“约瑟夫斯”书中对“曼涅托”文字的引用，“曼涅托”将这个词的来源解释为“hyk”是“统治者”，“sos”是“牧羊人”（用以描述今巴勒斯坦南部和西奈半岛北部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例如今“贝都因人”/Bedouin游牧人群），因此它具有“牧羊人国王”（kings of shepherds）的意思。根据现代“词源学”（etymology），“hyk”意思是“统治者/首领/族长”，“sos”意思可被解释为“山地/外族人土地”，故它具有“山地/外族人统治者”（rulers of foreign lands）的意思。我们知道尼罗河三角洲东侧的山地就是今西奈半岛的山地和今以色列地区的山地、而考古学证实今西奈半岛的山地自古以来并无人群长期居住的遗迹、但今以色列地区的山地则正好相反，因此“希克索斯人”极有可能来自古迦南地区（的山地）。
关于“希克索斯人”被驱离埃及的经过，（“约瑟夫斯”引用的）“曼涅托”的文字中这样写：他们（“希克索斯人”）统治了埃及五百一十一年。后来埃及人在一位名叫“Alisphragmuthosis”的国王的指挥下进行反抗，将这些牧羊人围困在了“阿瓦里斯”，但“Alisphragmuthosis”的儿子“Thummosis”带领的埃及军队感到无望攻下这里，就和这些牧羊人达成协议，同意放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牧羊人带着家属和财产离开了，人数不少于二十四万，他们从埃及出发，穿过荒野，向叙利亚方向行进。但由于惧怕当时统治亚洲的亚述人，他们在如今被称为“犹地亚”（Judea）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城市居住，并将其命名为耶路撒冷。
在这一段描写之后，“曼涅托”的文字继续列出了在“希克索斯人”被逐出埃及后的一长串埃及本土国王的名字，这些名字中有几个可被隐约影射到第18王朝末期和第19王朝初期，但整体看现代学界不认为这些名字能和我们已经掌握的埃及王名的知识严格清晰地对应，故在此省略。
“约瑟夫斯”引用的“曼涅托”的原文向我们显示，“曼涅托”将“希克索斯人”和“以色列人”这两个概念缠绕在了一起，他认为以色列人在未离开埃及前就被称为“希克索斯人”。“约瑟夫斯”出于自己文章的主要目的、即在古代的非犹太文字中找寻支持《塔纳赫》记以色列民族的古老起源的写作动因，也同意这些被“曼涅托”记述的“希克索斯人”就是以色列人的先辈的观点。
细品这个现象，这可能是由于“希克索斯人”名称的含义中带有“牧羊人”、而以色列人在这一历史阶段对埃及人就自称是“牧羊人”（《创》47:3），他们都来自迦南一侧，他们都曾长期住在埃及，应且“希克索斯人”被驱离埃及、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都回到了迦南一侧，从表面来看这些参照点之间的确存在有若干极为相似之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约瑟夫斯”认同“希克索斯人”（“牧羊人国王”或“山地/外族人统治者”）就是以色列人的先辈的观点是错误的，由于不存在合理的逻辑和些微的证据支持，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学者接受这样的说法。
虽然“约瑟夫斯”（错误地）同意“曼涅托”文字中关于“以色列人的先辈就是在埃及造成长达几百年动荡希克索斯人”的观点，但“约瑟夫斯”坚决反对“曼涅托”的关于摩西来历的描述。
关于摩西的来历，（“约瑟夫斯”引用的）“曼涅托”的文字中这样写：在“希克索斯人”离开埃及几百年后，有一个埃及祭司叫“Osarseph”，后来改名叫了摩西，他带领一群总数八万的不洁的（如麻风病）埃及人从“阿瓦里斯”（“曼涅托”指这里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希克索斯人”原来居住的地方）反叛名为“Amenophis”的法老，这群人还从耶路撒冷招盟了“希克索斯人”，在这些不洁的人组成的叛军和加入他们的“希克索斯人”联军的声势下，法老离开了埃及来到了埃塞俄比亚躲避。这些叛军随后烧毁埃及人的神庙，亵渎了埃及的一众神祗，强迫埃及的祭司和先知将埃及人尊崇的神兽杀掉，然后将这些动物在火上烤了吃，前后蹂躏埃及长达十三年；直到法老“Amenophis”返回并将这些反叛者驱逐出埃及，一直达叙利亚的边境。
在这里“曼涅托”的文字也对法老“Amenophis”的家族三代人名做了说明，他说法老“Amenophis”的父亲名叫“Ramesses”，“Amenophis”的儿子叫“Sethos”并且也叫“Ramesses”。
作为公元一世纪的犹太人的一员，满怀民族感情的“约瑟夫斯”严厉批评“曼涅托”的文字中在这些关于摩西来历的细节上对事实的歪曲和诋毁，“约瑟夫斯”尤其重点指出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先知，而不是“曼涅托”所说的带领不洁的埃及人的反叛者。“约瑟夫斯”用近乎愤怒的口吻指责“曼涅托”的文字在这些细节上与情理不合，“约瑟夫斯”相信“曼涅托”的文字中对摩西在埃及的这段来历的描述，要么是他自己编造的，要么就是他不加省察地相信并引用了别人编造的故事。
再看今天，现代学者们也无不对“曼涅托”的关于这些细节的叙述在时间线上和逻辑上多少感到困惑，在现今已知的埃及朝代和统治者中，并无一个“Ramesses-Amenophis-Ramesses（Sethos）”这样的爷孙三辈人的组合；学界基本公认“曼涅托”的文字中在这些特定细节上的描述不具严格的可参考性。
如果我们把视点抬高，将（“约瑟夫斯”引用的）“曼涅托”的文字做一全局评估，我们能看出相对于“希克索斯人”带给埃及人的长达几百年（根据Dr. Rohl的“新朝代定年”，“第二中间期”历时约二百五十年）的苦痛记忆，从理论上来说随摩西而至的神力在短期内接连不断地带给古埃及人的精神上震撼要强烈得多。我们分析“曼涅托”的文字，可以看到文字对“希克索斯人”带给他们的苦难能够进行清晰的描述；然而文字闭口不谈“神（单数）”是如何对埃及实行“击打”的。而在谈到摩西时，文字直接将他与“不洁”、“不忠”联系到一起、并且将摩西这个人放到了“神（单数）对埃及击打”的约七百年后。从我们现今的角度看，“曼涅托”的文字中对以色列民族的起源、摩西来历的记述，很可能是古埃及人在经历了“十灾”时和红海处的挫败感而对自己国家和宗教产生幻灭后，在自己的民族感情作用下，在多代人之后，有意无意地对真实过往的记忆产生的偏差。
也许就像现实中与一位被短暂失忆困扰的人谈话一样，虽然我们能够感觉到谈话者记忆的整体时序混乱、片段细节缺失和关键指认错位，但从“曼涅托”文字对埃及这段过往的叙述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和本文关注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前后的信息元素相关联的端倪：
– “曼涅托”提到神（单数）击打埃及时的法老是Tutimaeus；（现代学界根据考古证据认为确实存在被称为“底杜摩斯”/Dedumosed的法老，Dr. Rohl称他为Dudimose、并且认为他是第13王朝的末期法老、见下文。）
– 注意“曼涅托”指出“埃及受神（单数）击打”事件发生在不明种族的人、即他所称的“希克索斯人”入侵埃及之前；（Dr. Rohl认为“出埃及”事件是导致本土埃及人第13王朝的覆灭、“希克索斯人”第14王朝起始的直接原因、见下文。）
– “希克索斯人”从三角洲东部入侵埃及，并未遇到埃及人的有效抵抗，轻而易举地在埃及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与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相符；如前述，Dr. Rohl认为这就是“第二中间期”的“希克索斯人”第14王朝的起源。）
– “希克索斯人”到来后“加固”了“阿瓦里斯”（对“阿瓦里斯”的详细介绍请见第八节），这说明“阿瓦里斯”并非“希克索斯人”所设立，它在“希克索斯人”来到之前就已经存在；（学界现在已经知道“阿瓦里斯”初具规模是在第12王朝时期。）
– “曼涅托”写被允许离开埃及、最终来到犹地亚（Judea）建立了耶路撒冷及其内神殿、人数众多的那群人，他们来自埃及以外，从东面来，他们曾经住在埃及很多年； （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公元前约1000年左右被大卫王从“耶布斯人”/Jebusites手中攻占并设立为以色列王国首都的、这时离“出埃及”已经有约四百五十年。）
– 名叫“摩西”的、对埃及不忠的人曾在三角洲东部的“阿瓦里斯”对埃及的统治者进行“反叛”，并且“摩西”和位于耶路撒冷的那群人有关联，是摩西的作为招致了从三角洲东部来到的“希克索斯人”；（关于“阿瓦里斯”，第八节会做重点介绍。）
– “曼涅托”的文字写“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给本土人带来了长期深重的灾难，他提供的法老名单隐约能将“希克索斯人”被驱离埃及放到第18王朝的起始附近。（这与我们现代已知的第18王朝结束了“希克索斯时期”/“第二中间期”的知识相符。）
引人注目的是，“曼涅托”的文字写的是单数名词“神”对埃及实施了击打。我们知道古埃及的信仰体系是典型的繁复靡乱的“多神”系统，“曼涅托”的文字似乎是在暗示，是埃及人不熟悉的一位“神”将他们笃信超过千年的信仰神祗体系视作螳臂蚍蜉，正如独一真神、创世者所说：“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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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尼托”的文字之外，能够为“出埃及”时的法老是谁提供信息的是“都灵王表”（Turin King List），它是埃及的第19王朝时的一部莎草纸文献，列举了从古代到第19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之间的埃及法老的名字和在位年数。该文献在1820年由意大利人在“卢克索”（Luxor，即古代的“底比斯”，位于今埃及南部）发现，被发现时已经严重破损；现藏于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
Dr. Rohl指出，根据“都灵王表”，“出埃及”时的法老应该是第13王朝的最后几位法老之一，这时是在是摩西⻘年时期的养⽗“索贝克霍特普四世”去世之后的约四十至五十年时。在“都灵王表”上，这个位置（根据Dr. Rohl的观点，位于“都灵王表”的第VII列第10行）的王名残缺不全，将残余的文字翻译到英文，是“-mose”。根据Dr. Rohl的观点，这位法老和“索贝克霍特普四世”之间存在九个法老，历时约为四十年。包括Dr. Rohl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法老的全名是“Djedhotepre Dedumose I”（EMH书中将其拼写为Dudimose，注7.6），因为该法老名字现在没有中文翻译，我们这里暂且翻译作“底杜摩斯一世”。Dr. Rohl认为该位名不见经传的第13王朝的法老“底杜摩斯一世”就是“出埃及”时的法老。
【注7.6：如前介绍，古埃及文书写并无元音，翻译成古希腊文时会多少发生拼写及发音变形，Tutimaeus/Dedumose/Dudimose拼写的差异应该是源于此。】
如果我们今天去查“维基百科”，会发现两位名为“底杜摩斯”/Dedumose的法老，分别为“Djedhotepre Dedumose I”和“Djedneferre Dedumose II”。由于“Dedumose”这个名字十分罕见，有学者推测他俩是前任和后任的关系。关于这两位法老，在本文成文时的“维基百科”的相应词条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主要信息：
– 学界对这两人的朝代位置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们属于第16王朝，但也另外有人认为他们属于第13王朝；
– 这个时期的若干文物中有提到法老“底杜摩斯”/Dedumose的名字，它们在“都灵王表”以外诉说着两位名为“底杜摩斯”/Dedumose的法老的曾经的存在；
– “底杜摩斯一世”的王名的隐含意思是“拉神的和平是稳定的；他带来和平；他拯救两地（上、下埃及）”，这可能暗示在他的统治时期埃及整体是统一的，但面临巨大的不稳定和危机；
– 有学者认为 “底杜摩斯二世”/Dedumose II是第13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在一块来自Gebelein（位于“底比斯”南约40公里处）的石碑上， “底杜摩斯二世”称自己是“被推举”成法老的。碑文写道：“他（法老）壮大了他的（军队），他像太阳的闪电一样出现，他被推举为两地的王者；他属于呐喊者。”（who increases his [army], who has appeared like the lightning of the sun, who is acclaimed to the kingship of both lands; The one who belongs to shouting.）。
笔者认为，以上的信息从侧面支持Dr. Rohl认为的“底杜摩斯一世”是出埃及时的法老的观点。“底杜摩斯一世”的王名暗示埃及当时在经历巨大的危机，而（很可能是作为“底杜摩斯一世”继任的）“底杜摩斯二世”在碑刻中写他是被“推举”为王的，他“壮大军队”，是一位“呐喊”者。
如果《塔纳赫》所写的摩西凭借神力对法老发出挑战的事件是真确的，那么事件的经过很可能是这样的：
– “底杜摩斯一世”在执政时期受到从“米甸”回到埃及的摩西的挑战，埃及社会在神力下受到全方位的毁灭性打击，“底杜摩斯一世”最终放弃抵抗任由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他带领的军队在追击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时，在红海处被神力分开又合拢的海水全体淹灭；
– 被神击打后，混乱的埃及社会秩序和空虚的埃及军备，在北方三角洲东部招致“希克索斯人”（迦南山地人）的大批移入甚至是武装入侵；
– 被激怒的埃及统治阶层的一员试图在南方整顿残存的埃及军队，尝试与在北方接踵而至的“希克索斯人”进行殊死一搏；
– 他在埃及统治集团的慌乱中被“推举”到前台成为新的法老“底杜摩斯二世”，特意传递给埃及人他对处于崩溃边缘的埃及社会秩序和不断到来的入侵者“呐喊”抵抗的形象。
不过，“出埃及”前的“十灾”和“出埃及”途中的红海对埃及社会的人口、经济、军事、政治、精神乃至信仰的整体击打太过严重了，这导致了第13王朝国家机构和统治意志的实质性崩溃，情况可能真的就如“曼涅托”文字所写的那样 —— 神（单数）对埃及实施了击打……“希克索斯人”从三角洲东部突然出现，率军入侵埃及，他们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埃及，而埃及人并未与这些武力入侵者交战。
自此，第13王朝覆灭。随着“希克索斯人”的第14王朝在北部三角洲地区的建立，埃及本土的统治者退守到南部的“底比斯”一隅、建立了第15王朝（注7.7），勉强维持了本土人的统治，但很可能如“曼涅托”所写的那样不得不向势头正旺的北部“希克索斯人”王朝纳贡，埃及正式进入了比第13王朝的后半叶更加动荡混乱的“第二中间期”。
【注7.7：“阿非利加努斯”（Sextus Julius Africanus），是公元二至三世纪基督教徒、历史学家。“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是公元三至四世纪的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凯撒利亚的教会监督、基督教会历史学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基督教史学之父。
这两位公元后早期的基督教会历史学家都引用了“曼涅托”书中的文字，但他们对第14王朝至第17王朝共四个朝代（即一些学者定义的、也是本文使用的“第二中间期”）的渊源、地域和时长的记录存在较大的差别。“阿非利加努斯”与“优西比乌”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称第二个“希克索斯王朝”为第15王朝，而后者称其为第17王朝。Dr. Rohl在框架上基本认同“优西比乌”的记录，而不认同“阿非利加努斯”的记录（虽然不同版本的“阿非利加努斯”的记录现在看来似乎更一致、而不同版本的“优西比乌”的记录似有些微矛盾之处。）
根据Dr. Rohl（对“优西比乌”的记录）进行的诠释，第二中间期的第14王朝至第17王朝共四个朝代的关系是这样的：
– 先来看“下埃及”（今埃及北部、三角洲及其南侧）地区：先后出现的两个王朝是第14和第17王朝。第14王朝的“希克索斯人”来源的统治者如前述是迦南人，有一些有典型的迦南人的名字，可能来自古迦南地的南部，他们最初从三角洲的东面入侵埃及，在三角洲的东部统治，可能定都Xois，“曼涅托”称他们为“Kings of Xois”（埃及文Sakha，在今三角洲的中北部）。在这一地区后来的第17王朝的“希克索斯人”可能来自古迦南的更北方，因为有后世引用“曼涅托”的学者管他们叫“来自腓尼基的外来国王”（foreign kings from Phoenicia），他们至少早期定都三角洲南侧的“孟菲斯”，经历了六位统治者，历时大概一百年左右，Dr. Rohl认为“曼涅托”所写的名叫“Salatis”的统治者就是这个第17朝代的第一位国王。Dr. Rohl也称第14王朝为“小希克索斯王朝”，称第17王朝为“大希克索斯王朝”。（现代学界一些观点认为第14王朝是和第13王朝同一时期的并行统治者，显然Dr. Rohl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 再来看“上埃及”（今埃及南部）地区：先后出现的两个王朝是第15和第16王朝。第15王朝的统治者很可能是第13王朝王族的承继和延续，“希克索斯人”大批来到埃及北部后，他们（退守）定都远在埃及南部的“底比斯”（“优西比乌”管这个本土埃及人的王朝的统治者叫Kings of Diosplis/Thebes）；在下埃及被“希克索斯人”大举侵占的同时，这些本土埃及统治阶层在上埃及处维系了埃及本土人的政权（笔者认为“优西比乌”的记录中似乎没有特意提到第15王朝，这隐约印证了这里说的由第13王朝转至第15王朝的“承继和延续”现象）。在同一地区后来的第16王朝只有五位基于“底比斯”的法老，他们应该就是第18王朝的开创者、法老“雅赫摩斯一世”（Ahmose I）的先辈。是“雅赫摩斯一世”最终带领本土埃及人将北方的第17王朝的“希克索斯人”驱逐出去，结束了动荡的“第二中间期”，使埃及的历史来到了“新王国时期”。
由于笔者在埃及朝代定年上认同Dr. Rohl的观点，故本文中对“第二中间期”时的第14至第17王朝的指认根从Dr. Rohl的观点，这与现今主流的指认、即认为的“位于下埃及的前后两个王朝是第14和第15王朝、而位于上埃及的前后两个王朝是第16和17王朝”的观点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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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值得书写的，是在“曼涅托”的文字和“都灵王表”提供的证词之外，现今发现的一份名为“伊普韦尔莎草纸文献”（Ipuwer Papyrus），也叫“一位埃及智者的告诫”（The Admonitions of an Egyptian Sage）的莎草纸质手稿，似乎是在切实描写埃及在遭受“神的击打”之后的惨状。
这份莎草纸文献由于十九世纪初的文物倒卖，其发现地点不明。现代判断该纸莎草纸手稿是书写于约第19或第20王朝时期，但根据该文献中提到的名称和人物、以及使用的语法判断，该文献原文是形成于“中王国时期”，不太可能早于第12王朝晚期，有学者认为该文献是写成于第13王朝的末期。
该文献据内容评估是其作者向统治者描述埃及在短时间内受到的一连串打击，整个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极度混乱之中，并向统治者发出最后警报 —— 国家的崩溃迫在眉睫。
例如，对于天灾造成的破坏，该文献内写道：“确实，河水变成了血，人们却仍然饮用。人们躲避着彼此，却又渴望水源。……男人数量稀少，到处都能看到埋葬自己兄弟的人……我们能做什么呢？一切都已毁灭！……整个大地都回荡着呻吟声、夹杂着抱怨。……树木倒伏、树枝被剥离。……看哪，埃及在倾泻而至的水中倒下，那倾倒者已将地上的壮士卷入苦难之中。……”（Indeed, the river is blood, yet men drink of it. Men shrink from human beings and thirst after water. …… Men are few, and he who places his brother in the ground is everywhere. ……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All is ruin! …… It is groaning that is throughout the land, mingled with complaints. …… Trees are felled and branches are stripped off. …… Behold, Egypt is fallen to pouring of water, and he who poured water on the ground has carried off the strong man in misery. …… ）
该文献中描绘的这些场景与《出埃及记》7:14直到12:30之间描写的“十灾”的众多内容非常相似，如果该文献的内容是纪实性的（现今没有证据能够对此提出反证），那么它的这些内容可能就是埃及人自己对“十灾”期间经历的描述。
同时，对外族人在这一时期进入埃及和埃及人失效的应对，在这份莎草纸文献中也写有：“外部的野蛮人来到了埃及。……战斗已经打响，而本应匡扶正义的人却成了作恶者；人们并未能履行值守。他今天在哪里？他睡着了吗？看哪，他的力量并未显现。……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姐妹和保全自身而战。是努比亚人吗？那我们可以保卫自己；为了抵御外敌，我们招募了众多的战士。是利比亚人吗？那我们就避开他们。梅杰人对埃及很满意。……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杀死自己的兄弟？我们自己组建的军队竟然变成了外敌，开始肆意劫掠。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向亚洲人通报我们国家的景况。……”（Barbarians from abroad have come to Egypt. ……Combat has gone forth, and he who should be a redresser of evils is one who commits them; neither do men act as pilot in their hour of duty. Where is he today? Is he asleep? Behold, his power is not seen. ……Everyone fights for his sister and saves his own skin. Is it Nubians? Then will we guard ourselves; warriors are made many in order to ward off foreigners. Is it Libyans? Then we will turn away. The Medjay are pleased with Egypt. ……How comes it that every man kills his brother? The troops whom we marshaled for ourselves have turned into foreigners and have taken to ravaging. What has come to pass through it is informing the Asiatics of the state of the land. ……）
以上这段引用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伊普韦尔莎草纸文献”隐约在说，在文字描述的当时的状况下，混乱中埃及人甚至一时难以搞清入侵的外敌是什么种族的人而在尝试推测、但他们合理担忧“亚洲人会知道我们国家的景况”，这与“曼涅托”的文字中写的“一些种族不明的人群从三角洲东部突然出现，率军入侵埃及，轻而易举地用武力征服了埃及”遥相呼应。
进一步，前文中提到过古埃及人将法老视作他们信仰的神界和人界之间的沟通者，如果《塔纳赫》中记录的“十灾”真实地在埃及的土地上发生过，这其中包括“水变血之灾”对古埃及人的河流神祗信仰的攻击（第一灾，《出》7:14–24）、“牲疫之灾”对古埃及人动物神祗信仰的攻击（第五灾，《出》9:1–7）、“黑暗之灾”对古埃及人太阳神祗信仰的攻击（第九灾，《出》10:21–29）、以及“杀长子之灾”对法老家族继承神话的攻击（第十灾，《出》11:1–10、12:29–30），那么直接的后果一定包括民众对被视为社会秩序建立和维系者的法老形象、甚至是埃及的多神崇拜体系的整体幻灭，这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统治秩序维护体系迅速失能、和接踵而至的大规模剧烈暴力事件频仍。“伊普韦尔莎草纸文献”对当时埃及社会的混乱景象也有充足的描写，例如：“城镇被摧毁，上埃及变成了一片荒凉的废墟。……看哪，出现了长久以来都未发生过的事情；国王竟被暴民推翻。……看哪，这片土地上的官员都被赶走了，[?]被赶出了宫殿……看哪，曾经拥有财富的人如今夜里口渴难耐，而曾经乞讨残羹剩饭的人如今却拥有满溢的碗碟。……看哪，曾经无处栖身的人现在拥有了荫蔽，而那些曾经拥有栖身之所的人如今被风暴四面夹击。……下埃及哀声一片；国王的库府成了所有人的公共财产。……”（Towns are destroyed and Upper Egypt has become an empty waste. ……Behold, things have been done which have not happened for a long time past; the king has been deposed by the rabble. …… Behold, the magistrates of the land are driven out throughout the land: [?] are driven out from the palaces. ……Behold, the possessor of wealth now spends the night thirsty, while he who once begged his dregs for himself is now the possessor of overflowing bowls. …… Behold, he who had no shade is now the possessor of shade, while the erstwhile possessors of shade are now in the full blast of the storm. . ……Lower Egypt weeps; the king’s storehouse is the common property of everyone. ……）
在这里，“伊普韦尔莎草纸文献”写到，上埃及和下埃及、也就是埃及的全境都受到这次巨大的动荡的波及，统治阶层受到严重的冲击，王位被推翻、王库被洗劫、官员被驱赶，社会整体经历着瞬间崩塌的惨况。
我们知道，古埃及历史上三个中间期之中，只有“第二中间期”和“第三中间期”有明显的外族人入侵埃及的现象，而“伊普韦尔莎草纸文献”从任何角度上对于“第三中间期”来说明显太早；因此我们认为，它的描写的内容最合理、最可能的时间窗口就是“第二中间期”的起始阶段，这样的内容与前述的、来自Gebelein的石碑上所记的（第13王朝的末代法老最有可能的人选）“底杜摩斯二世”壮大了他的军队（试图与外来入侵者抗衡）的内容相应。并且“伊普韦尔莎草纸文献”进一步指出，那些埃及人自己的军队在混乱的局势中为了各自的眼前利益反而开始自相残杀、在自己的土地上大肆劫掠，这隐约能够印证“曼涅托”的文字中“埃及人并未与入侵的“希克索斯人”交战”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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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本节前，我们再回顾以下这里列出的信息源和它们之间可能潜藏的关系：
– 根据《塔纳赫》提供的信息和前述“新朝代定年”，我们能够将“出埃及”事件基本定位在第13王朝的末期；
– 我们发现，从“阿塔帕努斯”的文字提供的摩西法老养父的信息和现代历史学界对埃及王名的知识能够推测出，摩西是出生在第13王朝的中期；
-《塔纳赫》记在约瑟去世后、摩西出生前，埃及出现了“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根据考古发现的碑刻，第13王朝中期左右开始，确实有若干法老不再题写自己的王族继承关系、甚至公开题写自己的非王室身份；
– “曼尼托”的文字有写，有从东边来到一群人，他们在埃及居住很长时间，人数众多，他们被允许离开埃及，后来他们建立了耶路撒冷并修建了其中的神殿；
– “曼尼托”的文字作证说，埃及在名为“Tutimaeus”的法老时，受到过“神（单数）”的击打，而后“希克索斯人”的王朝、即现代学界定义的第14王朝才开始，那么埃及受到“神（单数）”击打的时间点应该就在第13王朝的末尾时；
– “都灵王表”显示，在摩西的法老养父之后的约七十年后，也就是在第13王朝的末尾附近，确实有一位具名保留不全、但结尾拼写是“-mose”的法老，Dr. Rohl认为他是“底杜摩斯一世”/Dedumose I、即“出埃及”时的法老（EMH书中将其拼写为Dudimose）；《塔纳赫》记追击以色列人的包括法老在内的埃及全军都被神力打开又合拢的海水湮灭；
– 考古发现的碑刻显示，确有名为“底杜摩斯二世”/Dedumose II的法老写自己并非继承而是被推举上位，他曾壮大了埃及的军队；有学者认为该法老是“底杜摩斯一世”/Dedumose I的继任，他可能就是第13王朝的末代法老；
– 名为“伊普韦尔莎草纸文献”的手稿的文字似乎是在记录埃及全境由于天灾而社会体系全面崩溃、外敌侵入、埃及人无法有效防御的紧迫状况，它所描述的天灾下埃及惨况与《塔纳赫》中记录的“十灾”非常相似，并且对外族入侵而埃及无力抵抗的描写与现代学界理解的“希克索斯人”入侵埃及时的状况相当吻合，并且我们认为该手稿的原初文本可被基本定位在第13王朝至第14王朝的交替时段，也就是我们认为的“出埃及”事件发生的时段。
了解了这些后，我们可以再问一遍自己和上节结尾处同样的问题：
这样的使用分别独立的信息源（包括天文学、考古学、古文献、历史传统与《塔纳赫》）得到的年代、人物和事件的多重对应和关联是巧合吗？或者，这种对应和关联其实是在表明，《塔纳赫》中包含的信息就是对真实过往的忠实记录呢？
第八节. 往事汇集之地： “阿瓦里斯”（Avaris）
前文中多次提到了“阿瓦里斯”（Avaris）这个地名，它其实能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寄居提供更多直接的证据，这里必须专门开辟出一节介绍它。
在《创世记》45:10处记，约瑟让来到埃及的他的弟兄们给还在迦南的父亲雅各（以色列）带话说：“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KJV: And thou shalt dwell in the land of Goshen, and thou shalt be near unto me, thou, and thy children, and thy children’s children, and thy flocks, and thy herds, and all that thou hast. ）
在《创世记》47:11处写：“约瑟遵着法老的命, 把埃及国最好的地, 就是兰塞境内的地, 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 作为产业。”（KJV: And Joseph placed his father and his brethren, and gave them a possession in the land of Egypt, in the best of the land, in the land of Rameses, as Pharaoh had commanded.）
对于《圣经》所说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居住地“歌珊”（Goshen）/“兰塞”（Rameses/Raamses）的位置，从十九世纪开始，一些埃及学家、考古学家就开始试图寻找。那么，到了今天，“歌珊”/“兰塞”的位置找到了吗？相信这一节的内容会带给读者答案。
在1940年代，埃及学家“Labib Habachi”注意到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的一个名叫“Tell el-Dab’a”的、今天看来似乎平平无奇的地方，它的地貌特征显示这里过去可能是尼罗河的一个主要分支，这个位置位于古代埃及向西亚的陆路交通和向地中海的海路交通的连接处，与史料中对埃及“第二中间期”时的“希克索斯人”（Hyksos）王朝的首都“阿瓦里斯”的记载十分相像，他猜测这里可能就是古“阿瓦里斯”。
从1960年代开始，由奥地利考古学家“Manfred Bietak”领导的考古队对该地区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发掘和研究，“Tell el-Dab’a”及附近的考古现场是世界上被研究的最广泛和深入的考古点之一。奥地利人的团队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占地巨大、跨越多个朝代、埃及和近东风格混合、曾作为主要贸易、军事、行政和宗教中心的港口型、多种族人口集中居住遗址。通过使用多个特定区域发掘、接近一千个钻探洞采样、和近年来大范围探地雷达成像技术的结合，奥地利人牵头的团队探明，在“Tell el-Dab’a”及其附近的方圆约六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存在着一南一北、一先一后的两个古代城市，学者们发现这里的考古学分层（stratigraphy）与学界掌握的对埃及“第二中间期”和“新王国时期”的第19王朝、第20王朝的理解和预期高度一致。
对这一地区发掘的发现中，包括了建筑遗迹（包括民居、官邸、王宫、神庙、堡垒、和堤岸等）、墓葬遗迹和陪葬品、陶器及碎片、若干印章和碑刻。综合所有的证据，学界将位于南侧的今“Tell el-Dab’a”位置处的、先兴起的城市认定为埃及的“第二中间期”时“希克索斯人”王朝的首都“阿瓦里斯”（Avaris，意为“地区行政部”，注8:1），而将位于其北侧约2公里的今“Qantir”位置处的、后兴起的城市认定为第19王朝一度的首都“培尔-拉美西斯”（Pi-Ramesses，意为“拉美西斯的城市”）。
【注8:1：Avaris是英文拼写，它的原希腊文拼写（对应到英文）是Auaris，而埃及语原初拼写（对应到英文）是Hwt-wrt，意为“地区行政部”。“阿瓦里斯”起初的名字叫Rowarty（意为“河水两分处”/“Mouth of the Two Ways”），到了第12王朝后期被称作Avaris（即“地区行政部”/“Department of the District”）， 到第18王朝被称为Peru Nefer（意为“前行平顺”/“Good Goings Forth”），到了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在北侧设立其首都“培尔-拉美西斯”/“Pi-Ramesses”时，该南端区域的港口处还叫“阿瓦里斯”。第12王朝后期的名称“阿瓦里斯”/“地区行政部”应该是源于法老“⾟努塞尔特三世”和“阿蒙涅姆赫特三世”时期对“诺姆”制度的改革，而这个改革的始作俑者可能正是约瑟，详见第六节。】
“阿瓦里斯”最初是由第12王朝的第一位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一世”（Amenemhat I）设立，因为这里离地中海以及西亚/近东的“迦南/黎凡特”地区很近，作为港口和贸易站，这里逐渐聚居了大量的来自黎凡特地区的闪族移民，城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分层中，学者们发现“阿瓦里斯”处很多民居的样式与“青铜时代中期”的黎凡特、迦南（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地域）的样式相近或相同、而与同时期埃及本土的样式不同；同时发现了大量陶器和陶器碎片遗存，很多具有鲜明的迦南风格；该地的丧葬习俗也与当时迦南人口的习俗相同而与埃及本地人不同，陪葬品中有些工具和武器样式的发源地也是迦南、黎凡特地区。
到了第13王朝，“阿瓦里斯”处的人口规模仍在持续扩大，最大时总面积大约达到了约2.6平方公里。一直到这时为止，在“阿瓦里斯”的生活应该相当富足，发掘出土的陶器/片上绘有精美的花纹，有些墓葬中会伴有装香水的小罐、甚至出土了纯金制造的吊坠。
当到了第13王朝的后期，平民的墓葬中被发现有营养不良的现象，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明显偏高、并且显示人口中女性所占比例比男性为高。特别地，学者们也注意到，有证据显示在第13王朝末尾时期这里曾经发生过瘟疫。
到了“第二中间期”，被埃及人称为“希克索斯人”的外来人群在埃及北部（包括三角洲地区）建立了外族人王朝，将“阿瓦里斯”设立为自己新国家的首都，开始了对埃及北部地区的统治。这一时期“阿瓦里斯”的宫殿的样式也与同期的黎凡特（包括今叙利亚）的样式几乎相同，显示统治者来自埃及外部的亚洲西部的近东、黎凡特地区。在相关考古分层中出土的文字中也包括众多迦南人独有的名字，同样显示这一时期该处的人口包括大量的迦南人。
在“第二中间期”的末尾，第18王朝的创立者“雅赫摩斯一世”（Ahmose I）带领埃及人将埃及北部的这些“希克索斯人”赶出了埃及本土，“阿瓦里斯”作为外族人国家当时的首都经历了动荡，考古证据显示这个时期的“阿瓦里斯”一些原居住区域的人口出现了锐减。此后第18王朝时期的迦南风格的文物表明，在被埃及人重新征服后，该区域仍有很多来自西亚/近东的闪米特人口居住。
到第19王朝，北端的“培尔-拉美西斯”城作为首都隆兴后，南端“阿瓦里斯”城的重要性和使用价值开始消退，后来“阿瓦里斯”原址上除了港口可能还在使用外，其它的很多区域被逐渐用作了“新王国时期”人口的墓地。再后来尼罗河在这个地区改道，致使“培尔-拉美西斯”的绝大部分基建在第21王朝开始被逐渐搬迁去了距离这里约20公里远的、第21王朝修建的首都“塔尼斯”（Tanis），进而整个“阿瓦里斯/培尔-拉美西斯”区域被废弃。
这片区域经过数千年的尼罗河道变迁，并且一直以来作为三角洲产粮区被持续地农业耕作，曾经一度为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的“阿瓦里斯”/“培尔-拉美西斯”，现今静静地隐没在大片的农田之下（奥地利人的考古团队对很多定点发掘的遗址在考察完成后又进行了回填），要不是“Avaris”这个城市的名字曾星星点点地出现在几部得以传世的古代文存之中，在它的遗址没有被发现之前，可能很难会有人意识到它曾经那么鲜活地存在过。
由于我们前述已经充分陈明为何在时间线上“出埃及”事件从起缘到结局是位于第12王朝后期至第13王朝末期时期，因此，我们将把讨论的焦点聚集在建立于第12王朝早期并且至少一直使用到“第二中间期”的“希克索斯王朝”末尾的、这一区域南端的、位于现今被称为“Tell el-Dab’a”处的“阿瓦里斯”遗址上。
关于这一区域北端的“培尔-拉美西斯”遗址，有些学者推测，它的区域/周边某处有可能就是第13王朝时以色列人为埃及人修建的积货城“兰塞”（Raamses）的位置（《出》1:11），但当时它的真实名称可能不是“兰塞”，因为“拉美西斯”（Ramesses）这个名字，根据法老的名号判断，是始自第19王朝（注8:2）。也就是说，当《创世记》47:11写法老命约瑟将来到埃及的所有的家人安置在埃及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居住时，以及《出埃及记》1:11写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其中的一座就是“兰塞”时，它们有可能都是使用了埃及第19王朝时期的这个位置的名称“培尔-拉美西斯”来为以色列人的先辈在埃及的经历标注事件的发生地（这里应该又是一例“时代倒置”，因为按照《塔纳赫》时间线，《出》1:11处的“建造”发生在《创》47:11处的“安置”的几代人之后）。除了这些，对于“培尔-拉美西斯”遗址，本文没有更多要谈论的了。
【注8:2： 有人用《出》1:11处写的以色列人为埃及人修建的积货城之一名为“兰塞”（Rameses/Raamses）、和《出》12:37处写的“出埃及”时的出发地点是“兰塞”（Rameses/Raamses），来作结论说“出埃及”是发生在第19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时期，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塔纳赫》也写约瑟按法老的指令将从迦南来到埃及的家人安置在“兰塞境内的地”（in the land of Rameses）。如果这样只用地名“兰塞”来判断“出埃及”发生的年代的方法可行，难道说约瑟所在的时代（即以色列人来到埃及的时代）也是“拉美西斯”这个名字被开始使用的第19王朝或其后时间区间吗？这从反面显示，当《塔纳赫》在用“兰塞”标记“出埃及”这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时，应该是使用了“时代倒置”、即用一个后代的更广为人知的地点名称为前代的同一位置的重大事件作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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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谷歌地图”将古“阿瓦里斯”的遗址处标记为“Avaris Hyksos Capital”。（坐标：30°47’11.6″N 31°49’22.7″E）。
根据考古发现，在古“阿瓦里斯”城的位置上:
– 在第10王朝时只是一小村庄。
– 到了第12王朝末尾，在尼罗河畔已经有了一座埃及神庙及宫殿（<图8.4>中“R/I区域”）。
– 发掘显露了此一时期、即第12王朝/第13王朝交替时期的一处大型埃及风格豪华住宅（<图8.4>中“F/I区域”）
– 现场考古发掘证明在第12王朝和第13王朝、在该地有密集的闪族人口居住（<图8.4>中“R/I区域”和“A/II区域”）
– 发掘也显露了“希克索斯”时期，即“第二中间期”时的要塞和宫殿（<图8.4>中“H/I区域”、“F/II区域”）
– 发掘还发现了一座“第二中间期”建成的“塞特”神庙遗迹（<图8.4>中“A/II区域”和“A/I区域”之间西面的位置）
– 发掘也发现了“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的宫殿（<图8.4>中“H/II区域”）
“阿瓦里斯”最初的居民是埃及人，但到了第12王朝的后半期时，西亚（黎凡特/迦南）人口到来并持续在该处大量增长，这些西亚人口（Area F/I，New Center）和该处的原埃及人（Area R/I，Ezbet Rushdi）分区居住，在西亚人口居住区，房屋的形制为简易、小型、单薄的泥砖建筑，并且经常会看到当时的人们将墓葬设置在自家的房屋外墙的跟前，这不是埃及人的习俗。
为了使讨论能够有效深入，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阿瓦里斯”遗址的主要考古分期/分层（注8:3），它们在埋藏位置的角度、从上层到下层分别为：
– “D/2期” ：希克索斯时期末尾
– “D/3期” ：希克索斯时期
– “E/1期” ：希克索斯时期
– “E/2期” ：希克索斯时期
– “E/3期” ：希克索斯时期
– “F期” ：希克索斯时期起始
– “G/1-2期” ：第13王朝末尾
– “G/3期” ：第13王朝
– “G/4期” ：第13王朝起始
– “H期” ：第12王朝后期
【注8:3：由于学术历史的原因，“阿瓦里斯”各区域的分期/层标记方法不尽相同。例如，“F/I区域”的“d/2”层对应“A/II区域”的“H”层、并且大致对应“R/I区域”的“b/1”层。非专业讨论可以避开这些细节，本文以“A/II区域”的标记方法、也是被学界接受的整体区域的“通用标记法”/“General Stratigraphy”为准。】
如果将“阿瓦里斯”的主要考古分期和前面介绍的三个考古分区“F/I区”、“A/II区”、“R/I区”结合看待，将信息列成表格，那么：
根据这些扼要的介绍，我们看到“阿瓦里斯”处在北侧的“R/I区域”的第12王朝时建成了一座埃及神庙和王宫建筑，这里是第12王朝时期主要的城镇中心。在更靠南侧的“A/II区域”，在第12王朝末尾时人口开始逐渐增长、墓葬风格显示大量人口来自迦南；及至第13王朝的末尾时，这里出现了浅埋、无陪葬品的乱葬坑。
而在我们要重点讨论的、位于“A/II区域”西侧的“F/I区域”，在第12王朝末尾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存在一座屋主为迦南人的小型房屋；而到了第13王朝的起始阶段，该房屋已被拆除并且在原址上出现了一座醒目的大型埃及风格豪华住宅；随着时间向第13王朝的中期推移，这座豪华宅邸被废弃，周围出现了众多小型房舍；而到了第13王朝的末尾时，与前述“A/II区域”的同期类似，这里也出现了浅埋、无陪葬品的乱葬坑，并且在原豪宅的位置处出现了人为破坏的痕迹。
在这些考古提供的线索中，关于“F/I区”建筑遗迹的六点，值得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
一）“F/I区”中“H期”的迦南风格的房屋：
在<图8.5>的坐标区间“i-j/21-22”标注的位置上存在的这座迦南风格的房屋遗址，宽约10米，进深约15米。它的布局显示这是一座“四室房屋”（four-room house），这是当时典型的迦南/黎凡特民居特点。它属于“H期”也即第12王朝的后期。
二）“F/I区”中“G/4期”大型埃及风格豪华住宅：
若干年后，到了“G/4期”即第13王朝早期，原位置的迦南风格的房屋被拆除，而在其上建造了一座大型的埃及风格的豪华住宅。
这幢醒目的宅邸主体（包括院落）宽超过60米、进深超过120米。该豪宅建造如宫殿般考究，包括带柱廊的中庭、一间主厅及附属的套间、两个同样布局的对称的套间、会客厅等，房间内地面铺砖、墙面彩绘，这幢豪宅自带用烧制的砖铺就的供水排水系统，并且有苗圃/花园和自己占地巨大的后院（整体布局见<图8.5>）。
三）伴随大型豪宅的十数个墓葬及陪葬品
在豪宅遗址的后院内排布着十数个具迦南样式的墓葬遗迹（<图8.5>中各标“GR”的位置），它们少数属于“H期”即第12王朝末期、大多数属于“G/4期”即第13王朝早期，葬仪和陪葬品显示墓主人是迦南（闪族）人。这些墓葬主要为泥砖砌成的墓室，墓室顶部覆盖着泥砖拱顶，拱顶嵌入墓坑内，是埃及传统的丧葬建筑风格。陪葬品中的绝大多数陶器在形状、材质和制作工艺上都与埃及相似；然而，一些特定的物品，例如一把鸭嘴斧、多个带凹槽的标枪头和一把带有两条中肋的匕首则完全是迦南/黎凡特风格的，有的墓葬前面的祭祀坑内有陪葬的动物如驴、绵阳、山羊，这些都显示这一众墓主不是埃及本土人而是来自迦南/黎凡特地区。
四）豪宅后院的西南端的大墓
最大、最醒目的墓葬遗迹位于后院的西南端，即“F/I-p/19-Nr.1”（也被称为“F/I-p19-GR1”）号墓，它出现属于“H期”也即第12王朝末期。这座墓葬规模相当大，其上部建筑遗迹为8 x 7米，东端则建有一座较小的附属建筑，尺寸为3.7 x 3.7米，总体占地约70平方米。由于该建筑仅存最底层，学界无法确定其上部建筑最初的样子，但其它“中王国时期”类似的遗迹表明，它很有可能是自带前端小型仪式间的一座小型金字塔（类似努比亚金字塔）。这座墓葬的这样的形制结构是整个后院内所有墓葬中（也可能是整个“阿瓦里斯”的同期墓葬中）唯一的。
发掘显示，这座大墓的墓穴位于可能的金字塔结构的中心下方，墓穴是一座有方形基底上覆拱顶的泥砖结构，墓穴里几乎空无一物，没有棺木、没有遗骸、没有陪葬品，考古人员只在该处墓穴内发现些许细小的（可能并不属于人类的）骨片和一些小块碎石灰石；墓穴东侧基底泥砖墙上的开洞表明，它曾被人为从侧面挖开过，墓内所容物可能被人为清理并移走。另一处位于墓穴上方拱顶处的不规则开洞有可能是盗洞，指向该墓可能曾被试图盗掘，但合理的推测是墓内容物在盗墓发生之前就被清理并移走了，因为期待盗墓者将墓穴内清理得一干二净的情况是极度不合理的。
根据周围的环境判断，墓穴被打开、内容物被清空发生在前端的仪式间仍存在期间，在此之后，大墓上部的、位于地表的建筑部分（金字塔和附带的仪式间）被移除，后续的、对应“G期”之上的“F期”（希克索斯时期起始）的人口，在大墓的位置上方建造了小型房屋。
五）豪宅后院西南端的石灰石迦南人坐像
在上述那座大墓遗迹的仪式间连接墓穴的位置，发掘发现了一座石灰石雕像的头部、拳部、衣角、座位和基座部分，陆续在该后院的西南端区域的其它三座墓葬处又发现了该石灰石雕像的右肩部、左脚部等。由于相距约20多米的石灰石雕像的头部和肩部可以较好地被对接，因此它们显然属于同一座雕像。
当把所得的石灰石雕像的碎块和残片合在一起观察，学者们发现该雕像是一坐像，约两倍真人大小，根据材质和工艺推测，该雕像可能在Hawara的皇家制造所完成。
现存雕像的顶部清晰地显示凿痕、面部被完全捣毁，这表明该雕像曾被人为凿毁、砸碎，碎块和残片散落在豪宅后院西南端的附近区域。雕像的头发呈蘑菇状（埃及“中王国时期”工艺中常用以代表西亚人），面部被涂成黄色（古埃及人雕像的皮肤偏棕色），头发被涂成深棕红色。雕像的肩部正面有“投掷棍”（throwstick）形状残留（古埃及工艺中常用“投掷棍”代表西亚人，圣书体词语“Aamu/亚洲的”的写法就是“投掷棍”形状）、类似法老雕像在肩部放置权杖，肩部反面的着装仍可见黑红条状间隔纹路的残留。
我们知道，到第12王朝，除法老外，有些地方“诺姆首领”这样重要的人物的墓葬中才会出现逝者的雕像，巨大的雕像更为罕见；并且，直到“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至第20王朝），使用金字塔作为墓葬一直是法老和王后的特权。如果学者们对该墓的上部为金字塔形状的推测是正确的，附加巨大石灰石坐像存在的事实，这可直接说明该大墓的主人，作为迦南人，在当时的埃及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六）豪宅处的“滚筒印章”
在大型豪宅遗址的北端发现了一枚“赤铁矿”（Hematite）质“滚筒印章”，印章的图案包括十二个形象，有学者推测其图案是描述迦南“风暴之神”（Canaanite storm god）“Baal-Zephon”的。
下表列出了大型豪宅后院的主要墓葬内容物的细节。
我们认为，以上六点对《塔纳赫》记述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时期的相关细节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这幢“F/I区”的大型埃及风格豪华住宅极有可能，也就是接近100%的可能，就是”约瑟“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在“兰塞境内”的住所。解读如下：
一> “约瑟”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在“兰塞境内”的房屋至少要包括三套卧房、并且有可能位于“雅各”（以色列）房屋的近前或原址，两处房屋应会先后出现在第12王朝的后期到第13王朝的早期附近。
这里讨论的“F/I区”的大型豪宅的布局（<图>8.5）展现给我们，它确实是一座至少具有三套卧房的宅邸。在该豪宅的前部（<图>8.5东北侧），一左一右分别有两套完全对称的套房作为卧房，向里走则是廊柱环绕（单侧带12根廊柱）的中庭、中庭处有水池，再向里就来到一间具有四个主柱的大厅、大厅的两侧各有一个房间、其中东侧的是一个套房而这应该是第三套卧房，大厅的尽头是可能的厨房和洗浴间。
在豪宅前部左右对称的两套卧房的地基下面，就是原处那座迦南风格的小型房屋的遗址。
根据《创世记》45:10和《创世记》48:1提供的信息，约瑟及其妻儿，同来到埃及的其他以色列人一开始是分开居住的，他们之间可能还有相当的距离。而根据《创世记》48:5，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是“雅各”（以色列）在去世之前归到自己的名下以和他们的叔伯们同列，这当然有“雅各”（以色列）对自己最钟爱的儿子的后代更为看重、并对“约瑟”为整个家族在绝境中带来平安的感谢，这同时可能也是出于“雅各”（以色列）希望在自己离世后以色列族人能够得到在埃及本地生长的“约瑟”二子看顾的实际考虑。合理的解释就是，在“雅各”（以色列）去世后，来到“兰塞境内”的、这时已经成年的“以法莲”和“玛拿西”都需要自己的住所；如果当时周边可用的地皮有限，可能的选择就是将“雅各”（以色列）的旧屋拆除而在原址上新建。
根据前述时间线，“雅各”（以色列）来到埃及时是第12王朝的后期，那座迦南风格的房屋确实是出现在了第12王朝末尾处的H层。同样根据前述，约瑟离世时已经是第13王朝开始后的第34年，他仍然在第13王朝的早期得到尊崇，但晚年赋闲在家，他晚年的住所最有可能就是在“兰塞境内”、与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在一起；果然，在第13王朝起始时期对应的“G/4期”层，出现了那座具有三套卧房的大型豪宅。
前面已经介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极有可能出现在约瑟去世后的约50年，这时已是第13王朝的中期，巧了，“G/3期”层的遗迹显示豪宅在第13王朝中期左右被遗弃，它的原址不再受到尊重，众多小型房舍盖在了原址区域。
二> 大型豪宅的主人是迦南人
这点几乎毋庸置疑，豪宅后院的同期的十数个墓葬的葬仪及陪葬品、以及被发现在后院西南端的迦南人形象的坐像，都指向这点。
三> 豪宅西南端的大墓和迦南人形象坐像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约瑟”
根据以色列人葬仪，人去世后要尽量在一天之内入葬；约瑟有可能很早就在“兰塞境内”以色列家族的住地处开始筹建自己的墓地，以备不时只需。这能够解释大墓的基建出现在“H期”也即第12王朝末期，这时的约瑟约七十多岁。
到了第13王朝的早期，约瑟离世后，遗体就被入殓埋葬在已经准备好的豪宅西南端的大墓内。仍然尊崇约瑟的第13王朝早期法老家族可能使用在Hawara的皇家制造所为“约瑟”制备了那座巨大的石灰石坐像，作为对他的尊荣和纪念。
该坐像很有可能是描绘了约瑟在年轻时在埃及刚开始为官时的形象，它的发型呈迦南人独有的蘑菇装，它手持迦南人特有的“投掷棍”搭于肩部、似法老雕像将权杖搭于肩部那样显示权威，坐像右肩后部残留的条纹、与第12王朝当时流行的迦南人服饰风格一致。特别地，我们注意到，在《创世记》37:3处的经文记载，“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作了一件彩衣。”
大型豪宅、大墓的形制、和大型石灰石坐像都与我们预期的“约瑟”在当时埃及的社会地位相符。
进而，该表现“约瑟”的石灰石坐像很可能是在第13王朝末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被埃及人捣毁的。理由如下：
-《创世记》50:25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
-《出埃及记》13:19记：“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地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 ”；
– 考古发掘显示大墓内墓穴的靠近其前部仪式间的基墙之上有人为开洞（<图8.14>和<图8.15>中深蓝⾊箭头的位置，开洞的照片见<图8.19>），而墓的内容物被人为清理干净；
– 在仪式间通向墓穴的开洞处和墓内部，发现些许石灰石质碎片和粉末；
– 这些现象指向这种更有可能的情况，那就是，墓穴内容物从开洞处被人为清理移出发生在先（笔者认为将墓穴内容物小心清理并移出的顺序可能是：先在仪式间和墓穴之间的隔墙底部开洞<<图8.20>使人得以来到墓穴处，再在墓穴⽅形基底侧面开洞<图8.19>使一人进入墓穴、该人从墓穴内部帮助墓穴外部的人在墓穴的拱顶侧面小心开洞<图8.17>，最后墓穴内容物从拱顶侧面的开洞处被合力移出墓穴）、而位于大墓前部的仪式间内的石灰石坐像被捣毁发生在后；
– 可能是因为大墓前部的仪式间内部空间有限，捣毁者曾将坐像的主体脱出大墓，在大墓的周边进行进一步的破坏，这可以解释为何石灰石坐像的残片散落在大墓周围的相距约20多米的范围内，而大墓周围的其它墓葬（从“G/3期”到“H期”）可能在同一时段被破坏，这能够解释为何石灰石坐像的残块和残片也被发现在大墓附近的其它三座墓葬的位置；
– 石灰石坐像的残块和残片被发现的最近期是“G/1-3期”附近，因此最有可能它是在第13王朝末尾被捣毁的；
– 以上各点与我们按照《塔纳赫》提供的信息，对我们认为发生在第13王朝末尾处的“出埃及”事件的进行次序的预期相符。
四> 豪宅北端的“滚筒印章”有高度可能是以色列人的家族印章
虽然现今主流学者们将该枚印章描述的立于两山之上的人物形象，解读为是当时住在“阿瓦里斯”的迦南人崇拜的迦南“风暴之神”，但当代犹太拉比“Michael Shelomo Bar-Ron”却对此提供了从犹太文化角度评估的、完全不同的解读。
拉比Bar-Ron认为，该枚印章是对“雅各”（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各自犹太文化符号的形象表达。这枚印章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这里认为的这座豪宅的主人，也就是“约瑟”和他的二子“以法莲”和“玛拿西”。
这枚印章上具有十二个形象，分别为：公牛、滚沸的水、飞翔的鹫鹰、狮子、立于山间的男子、蛇、城墙、橄榄枝、鹿、帆船、蘑菇、未知（残破缺失）。
根据拉比Bar-Ron的观点，其中公牛、滚沸的水、狮子、蛇、和鹿的形象可根据《塔纳赫》的文字直接清晰地对应到“约瑟”、“吕便” 、“犹大”、“但”、和“拿弗他利”；其中立于山间的男子、橄榄枝、帆船、和蘑菇的形象可根据《塔纳赫》的文字稍加引申而对应到“便雅悯”、“亚设”、“西布伦”、和“以萨迦”；其中飞翔的鹫鹰、和城墙的形象可根据犹太传统对应到“利未”、和“西缅”；只有最后一个残破缺失的形象无法判断，根据排除法可对应到“迦得” 。十二个形象，正好对应“以色列”的十二子。
不仅是这些形象的犹太文化含义可以和“雅各”（以色列）的十二子对应，甚至它们在图案中的位置关系也能用来诠释这十二个人物之间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例如：
– “以色列”本来最钟爱的儿子就是“约瑟”（《创》37:3）。“约瑟”是“雅各”和他初恋的妻子“拉结”的第一个孩子、并且是在“雅各”老年后才出生的。“雅各”早年时心机私重、欺谎矫纵，这一切可能都导致“雅各”对自己老年才得来的这个儿子、也就是纯全率直的“约瑟”的不加掩饰的偏爱。加上心胸仁厚的“约瑟”在饥荒中拯救了整个以色列家族，他又是整个家族中社会地位无以复加的唯一人物，来到埃及后的“以色列”事实上可能已将“约瑟”看作是整个家族的族长。而同时“约瑟”也多次显露他对自己唯一的同母兄弟“便雅悯”的钟爱（《创》43:29-30、《创》43:34、《创》45:14、《创》45:22）。在印章的图案中，两个最醒目的形象公牛和立于山间的男子，它们连在一起，对应“约瑟”和“便雅悯”。
– “吕便”虽是“以色列”的长子，但“以色列”因为这位长子过往的道德过犯，明确说过他“必不得居首位”（《创》49:4）；在往事里，“吕便”是少年“约瑟”被众弟兄设计丢到坑里时唯一在人群中要救“约瑟”、并且发声警告众人“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的那一位（《创》37:21）。在印章的图案里，滚水的图案对应的“吕便”离公牛的图案对应的“约瑟”最近、为公牛的形象提供支撑。
– “西缅”是“以色列”的第二子，但“约瑟”曾命手下单单将来到他面前的众弟兄中的“西缅”捆绑（《创》42:24），这暗示“西缅”在约瑟心目中的形象可能不高（有犹太传统指“西缅”是在众兄弟中挑头设计谋害约瑟的那一位）。在印章的图案里，代表“西缅”的城墙图案最为矮小、并且位于整个构图的最下方。
– “利未”和“犹大”分别为“以色列”的第三和第四子，代表他们的飞翔的鹫鹰和狮子的形象正好出现在“约瑟”的形象下的第三和第四的位置。“利未人”后来被神指定为祭司家族，他们在所有的家族中人口最少，在以色列人后来在迦南分地时，他们并没有像其它十二个支派那样得到专属的地域，而是为了祭司的值守而散居在各个支派中。代表“利未”的飞鹫形象在图案中所占面积也最小。
– “以萨迦”和“西布伦”是同母的、先后出生的亲兄弟，他俩在生活中关系可能也最亲近，代表他们形象的蘑菇和帆船套连在一起。
下面将这枚“滚筒印章”上十二个图案的细节和关系按照拉比Bar-Ron的观点做一详细列表。
综合这些印章的图案包含的信息，这枚在豪宅的北端发现的“滚筒印章”有高度可能是以色列人的家族印章。它的图案按照主流的解读、也就是“代表迦南的风暴之神”的解读，所言笼统模糊，根本无法对整体构图和各个形象的含义及关系提供合理详实的解释。在拉比Bar-Ron的解读和主流的解读之间，孰优孰劣，其实应该并不难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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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大型豪宅之外的其它环境信息，也对“阿瓦里斯”就是《塔纳赫》所说的以色列人来到埃及时居住的“兰塞境内的地”提供支持，并且向我们表明，“阿瓦里斯”周边更广大的三角洲东部地区，就是《塔纳赫》所说的“歌珊”。
其一> 根据《塔纳赫》，随摩西离开埃及的所有以色列人的总数约有一百八十万人（见第三节）。考古证据表明，在第13王朝开始后，三角洲东部地区的迦南人口持续增长，在该地区有超过二十个城镇遗迹地点均发现丰富的迦南样式的陶器/陶片，“阿瓦里斯”是这些城镇中最大的。“阿瓦里斯”的考古勘测显示，当时的迦南人主要聚居在这里的“A/II区域”和“F/I区域”。
《塔纳赫》记载幼年摩西的姐姐将他放在蒲草箱内置于河水中，被不远处在河边逗留的埃及公主一行发现，我们可以合理预期摩西父母的家离“阿瓦里斯”处的王宫并不太远、并且王宫的位置在民居的下游、而且王宫的位置就在水边（《出》7:15，《出》8:20）；《塔纳赫》也记摩西和他的兄长亚伦在不长的时段内多次来到法老的宫殿处与法老谈判的过程（如《出》9:13、《出》12:31），给人的印象就是摩西和亚伦的住处（也应该就是摩西从“米甸”回到“兰塞境内的地”时亚伦的房子）离法老的宫殿相距并不遥远。从<图8.4>可知，位于南部的“A/II区域”和“F/I区域”到当时的王宫所在的北部的“R/I区域”，确实是需要向河下游的方向（北向）行进，直线距离只有约一公里、实际步行的所需的时间应该在三十分钟左右，而且王宫的位置确实是在当时的岸边。
其二> 《塔纳赫》中记录，“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出现后，埃及人开始苦待以色列人，强迫他们做繁重的苦工，并且在埃及社会上实行有计划的杀灭以色列人家所生的男婴的残暴政策（《出》1:8-22）。
对“阿瓦里斯”遗址的墓葬区域的考察发现，在第13王朝后期，该地居民生活状况持续恶化，墓葬中人类的遗骨被分析出营养不良的症状；很多成年人死亡时只有三十出头；婴儿及儿童墓葬的比例高达约50%（正常值、即古埃及同期墓葬中婴儿及儿童墓葬的比例约为25%）；成年女性的墓葬比成年男性的墓葬明显为多，比例约为3：2，这表明多数死亡的婴儿应该是男性。
其三> 更进一步地，在“F/I区域”和其东侧的“A/II区域”发掘发现的那些乱葬坑，均处于“G/1-2期”，也就是第13王朝的末尾时期，奥地利考古团队的领队“Manfred Bietak”在他的发掘报告中称这些乱葬坑可能显示当时该地发生了瘟疫，从而需要将大量离世的人尽快地埋葬。
我们认为，这些乱葬坑，能够与《塔纳赫》中记录的“出埃及”之前的“第十灾”对应。
《塔纳赫》中记录的的“第十灾”是在残酷对待以色列人的埃及社会经历过连续的九个天灾、但法老仍不放行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之时，神力对埃及人降下的终极一击。《塔纳赫》记，在以色列人按神命，各家将无残疾的一岁公羊的血涂抹在门框上之后当天的夜里，神的使者将埃及全地的一切头生的人和畜击杀，单单逾越（passover）过所有门框上涂抹无残疾的公羊血的住家（《出》12:1-30）。并且创世者要求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守这日”、作为“永远的定例”，这也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持守了几个千年的“逾越节”（Passover）的来历。
对“第十灾”后果的合理预期就是，被击杀的埃及一切头生的人需要被大量快速地埋葬，这个事件就发生在第13王朝结束的前夜。
到这里，总结这节所有的线索，在“阿瓦里斯”遗址处发现的迦南人口聚居区和其中的大型豪宅，均指向这一区域在第12王朝的后期到第13王朝的末期有迦南人居住、而且我们能够将与大型豪宅相关的若干考古发现清晰地对应到“以色列”家族自身；进而在第13王朝的后期该区域出现的显示生活质量下降的墓葬能够与“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对以色列人的迫害对应；并且在第13王朝的末期出现的乱葬坑能够与“出埃及”发生前的“第十灾”对应。我们有高度的把握相信，今天的“Tell el-Dab’a”、也就是古“阿瓦里斯”的位置，就是《塔纳赫》的文字中记述的，“以色列”和家人在埃及时居住的“兰塞境内的地”。
第九节. “希克索斯”国王“示希”（Sheshi）
这一节稍微触及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希克索斯人”来到三角洲地区的情况，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一位“希克索斯人”国王身上。
“Maaibre Sheshi”是“希克索斯”时期位于三角洲及周边地区的统治者，他的名字现在并无中文翻译，本文暂且管他叫“示希”（Sheshi）。
之所以要单独辟出一节来简要介绍“示希”，是因为Dr. Rohl认为，关于“示希”的考古发现可以用来对以色列人征服迦南事件发生时间的推断提供帮助；根据《塔纳赫》，对迦南的军事征服（详见第十四节）开始于“出埃及”后的第四十年。
现代学界对于“示希”所处的王朝、年代位置、统治时间和地域范围的确切结论均存在争议，学界对他身份定位的困难反映在从“中王国时期”末期到“希克索斯人”抵达埃及期间事件的清晰确定上。但从归于“示希”的文物数量来看，他是“中王国时期”末期和“第二中间期”时期拥有最多考古存留的统治者，现代考古在当时的黎凡特、埃及、努比亚和遥远的迦太基地区发现了超过四百枚刻有他名字的“圣甲虫型印章”（scarabs）。根据现有的信息，学界认为他的统治时期较长，约为四十年，这可能能够部分解释为何带有他名字的“圣甲虫型印章”在地域的分布上那么广泛。
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得知，在埃及的“中王国时期”的晚期（即第12王朝的末期到第13王朝），由于临近的埃及文化持续的影响，在“黎凡特”地区出现了本地制造的“圣甲虫型印章”，这些印章采用了埃及的“圣甲虫型印章”的基本设计，但上面的图刻反映它们是本地工匠在试图效仿埃及人的文化（有学者认为这些本地印章中不时出现错误绘制的埃及符号和埃及象形文字），这显示了“圣甲虫型印章”的样式和文化价值开始向临近埃及的黎凡特/迦南地区的蔓延。
按照Dr. Rohl的观点，“示希”原来是生活在的迦南的区域统治者，当时是埃及的第13王朝的末期，他很可能拥有自己的迦南本地造的“圣甲虫型印章”，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印章被发现在“安曼”（Amman）、“耶利哥”（Jericho）、“基色”（Gezer）、和“拉吉”（Lachish）等这样的“黎凡特/迦南”地区内地点的原因；后来当他在第13王朝结束时的乱世之中来到埃及北部、将他的势力范围向西扩展到尼罗河三角洲东部时，这样的印章也被带到了“阿瓦里斯”（对“阿瓦里斯”的详细介绍请见第八节）。由于“示希”的统治时间很长、约四十年，刻有他名字的“圣甲虫型印章”因着可能的商贸和外交一直抵达了今埃及南部的苏丹和北非突尼斯这样遥远的地区。
“示希”的“圣甲虫型印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多他的印章具有一种独特的造型，被专门研究“圣甲虫型印章”的学者称为具有“凹槽型腿”的“圣甲虫型印章”（Notched-leg Scarabs）。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这种独特造型的印章经常包括了三个人的名字：国王“示希”（Sheshi）, 国王Nehesi, 王后Tati。Dr. Rohl根据“都灵王表”的排位，推测Nehesi是“示希”和Tati的儿子。
在对“阿瓦里斯”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座“塞特”神庙的遗迹，它初建于希克索斯时期、即“第二中间期”的初期（位于<图8.4>“A/II区”和“A/I区”的西侧，属于“F期”至“E/3期”）。“塞特”崇拜在古埃及由来已久，它在埃及的文化中最初是力量之神、战神、风暴之神、沙漠之神以及外陆之神。学界认为在“希克索斯人”占领了埃及北部之后，他们将自己家乡迦南/黎凡特地区崇拜的风暴神祗“巴力”（Baal/Baal Zephon/lord of the north）和埃及的“塞特”等价对接，在“阿瓦里斯”处设立了自己王朝的“塞特”主庙。该神庙及其附近区域直到第18王朝将“希克索斯人”赶出埃及后仍在使用。
“希克索斯人”入侵的初期可能在“阿瓦里斯”的位置暂居，然后他们将原来大片的房屋推平，在其上建立了“塞特”神庙，环绕神庙设立了武士的墓葬，并用奴隶为墓主人殉葬，有的大型墓葬甚至设有祭祀间。
在该“塞特”神庙位置发现了两块刻有法老“Nehesi”名字的碑刻残片，根据“都灵王表”，法老“Nehesi”在位仅不到一年，Dr. Rohl推测该神庙的建造主要是在“Nehesi”的前任，法老“示希”在位期间完成。
目光再跳转一下，考古界在“塔尼斯”（Tanis）遗址发现的一块名为“第四百年石碑”（Year 400 Stela）的存在，Dr. Rohl认为，能够为“阿瓦里斯”的“塞特”神庙的设立年代、继而连带“出埃及”的年代提供一条关键线索。该石碑记录了一处重要的“塞特”神庙被设立四百年；根据推测，这处重要的“塞特”神庙就是指在“阿瓦里斯”的“塞特”神庙。
这块“第四百年石碑”描述第19王朝的第三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注9.1）在向“塞特”（注9.2）献祭，画面中法老的身后站着他的父王“塞提一世”（Seti I），这实际上是在尊荣“塞提一世”（Seti的意思是“属塞特的人”/Man of Seth）。由于“塞提一世”在成为法老之前曾是辅佐第18王朝最后一位或几位法老的高官，而第18王朝经历了起初的对“希克索斯人”的驱逐、和中晚期法老“埃赫那顿”（Akhenaten）的对“阿顿”崇拜的推行以及紧随其后的对“阿蒙”崇拜的恢复，故在第18王朝时，由“希克索斯人”推重的“塞特”崇拜大体被压制。由于“拉美西斯二世”出生在“阿瓦里斯”，而“阿瓦里斯”是“塞特”主庙的所在地，此石碑可能是“拉美西斯”家族在有意将自己的家族统治权力和“塞特”的神话连接，而显示自己与第18王朝的区别。
【注9.1：根据Dr. Lappin以及Dr. Rohl（见第五节）, “拉美西斯二世”的在位年代是约公元前943年至前877年（<表5.6>）。现代主流学界则将他的统治定位在约公元前1279年至前1213年。两者的分歧达336年。】
【注9.2：这处碑刻上的“塞特”被表达成为“人形”，这与“迦南/黎凡特”地区崇拜的风暴神祗“巴力”也是“人形”相符；而古埃及原初的“塞特”的形象是一只豺狗、后来演化成“豺头人身”的形状。将“人形”应用于“塞特”符合该神庙是被来自“黎凡特/迦南”的外来民族（即“希克索斯人”）设立的理解。】
同时，在“阿瓦里斯”的“塞特”神庙遗迹处发现的石刻残片中发现有第18王朝的少年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un）的名圈的痕迹。
根据这些背景信息，Dr. Rohl认为该“第四百年石碑”碑文中提到的“塞特”神庙被建成后的第四百年时间点，是第18王朝的“图坦卡蒙”时期，根据“新朝代定年”、这时是约公元前1000年，当时的少年法老的身边有一位高官、他后来成为了第19王朝的“塞提一世”。那么，从“图坦卡蒙”往回推四百年，就是“阿瓦里斯”的那座“塞特”神庙被设立的时间点，也就是“示希”作为第14王朝的“希克索斯”国王对三角洲东部进行统治的时期，是“示希”在“阿瓦里斯”设立了“塞特”神庙，这时是约公元前1400年，也就是“出埃及”事件后的第47年（注9.3）。
【注9.3：根据“新朝代定年”（见第五节），第18王朝的法老“埃赫那顿”（Akhenaten）的在位期间是约公元前1023至前1006年（<表5.6>）；那么他之后的第三位法老“图坦卡蒙”在位应该是在公元前约1004年至前995年，用这个区间往回推四百年，就是公元前约1404年至前1395年、也就是我们说的“出埃及”（公元前1447年）后的第43年至第52年。】
如果从时间线来梳理，从“出埃及”到“第四百年石碑”设立，期间的事件顺序应该是这样的：
– 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本土人的第13王朝旋即土崩瓦解，这一年是约公元前1447年；
– 大量迦南南部/南黎凡特人群趁虚而入来到被摧毁的埃及北部，在三角洲东部定居下来，其中的权势者开始称王，这可能就是第14王朝（“小希克索斯王朝”）的起始；
– “示希”是这一时期从迦南南部来到三角洲东部的几位权势者之一，他逐渐稳定住了局势，在三角洲东部的“阿瓦里斯”开始了长期的统治，根据Dr. Rohl的观点，他可能是第14王朝的第五位法老。“示希”在“阿瓦里斯”建造了“塞特”神庙，神庙最终被设立后，“示希”的继承者法老“Nehesi”的名圈出现在神庙的题刻中，这是应该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即“出埃及”后的约第47年；
– 后来，黎凡特北部的人群的来到，使三角洲地区的政权更迭，这就是第17王朝（“大希克索斯王朝”）；
– 第13王朝瓦解后，埃及本土人的统治中心向南移来到了“上埃及”，埃及南部先后经历了埃及本土人的第15和第16王朝；
– 第16王朝的最后一位法老“卡摩斯”（Kamose）开始了对北方“希克索斯人”的第17王朝的讨伐，最终“卡摩斯”的弟弟“雅赫摩斯一世”（Ahmose I）将“希克索斯人”驱逐出埃及，“雅赫摩斯一世”实现了埃及的重新统一，这就是第18王朝的起始。这标志着埃及“第二中间期”的结束和“新王国时期”的开始；
– 到了第18王朝后期的“图坦卡蒙”时，年轻的法老在“阿瓦里斯”的“塞特”神庙处献祭，他的名圈出现在这个神庙的遗址处，这时是这座神庙被设立的第四百年、即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次献祭很可能是“图坦卡蒙”身边的一位高官主持操办的，他在“阿瓦里斯”诞下一个儿子；这位高官就是日后的第19王朝的第二位法老“塞提一世”；那位出生在“塞特”神庙所在地“阿瓦里斯”的他的儿子，就是日后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 “拉美西斯二世”当政后，在紧邻“阿瓦里斯”的北面设立了自己的新都“培尔-拉美西斯”（Pi-Ramesses）；根据《塔纳赫》，这个位置附近极有可能是以色列家族在第13王朝为奴时修建的积货城“兰塞”（Raamses）的所在地（《出》1:11）；
– “拉美西斯二世”对自己儿时生长的“阿瓦里斯”的“塞特”神祗推崇有加，这促使他设立“第四百年石碑”，代表自己的父王“塞提一世”向“阿瓦里斯”的“塞特”神祗献祭。这块石碑起初极有可能是被安置在“阿瓦里斯”的“塞特”神庙的位置，随着第21王朝修建新都“塔尼斯”时对“阿瓦里斯/培尔-拉美西斯”原有设施的搬运，它最终来到了“塔尼斯”的位置。
综合以上，Dr. Rohl得出推测，是第14王朝的“希克索斯人”国王“示希”建立了“阿瓦里斯”的“塞特”神庙，“示希”在“阿瓦里斯”生活的时代包括“出埃及”后的第43年至第52年这个区间，中值是“出埃及”后的第47年即公元前1400年；也是在这一年左右，以色列人完成了对迦南的基本征服（详见第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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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希”的“圣甲虫型印章”同样也被发现在一个今天名为“Tell el-Ajjul”的位置（坐标：31.4677°N 34.4043°E），这里位于今“加沙地带”（Gaza Strip）的内部，毗邻地中海边，离今天的埃及边界不远。很多学者推测，这里很可能就是古埃及记录里在第18王朝起始时“希克索斯人”最后据守的位置Sharuhen（古埃及文的拼写对应到英文是“srhna”，现代英文文献将其写为Sharuhen）。
第18王朝早期的记录显示，法老“雅赫摩斯一世”（Ahmose I）从“阿瓦里斯”将“希克索斯人”驱逐出埃及后，“希克索斯人”来到了一个叫做“srhna”的地方固守。法老的军队对“srhna”围困了三年，终将该处“希克索斯人”的堡垒摧毁（注9.4）。由于现今对于“srhna”没有对应的中文翻译，本文就暂且将它粗略音译为“沙尔赫拿”（注9.5）。
【注9.4：自第18王朝起，一直到第19王朝，可能部分是由于“希克索斯”带给本土埃及人的苦难记忆的缘故，本土埃及政权的军事存在持续向埃及东部的境外扩张，埃及的军事影响力一直伸向并越过迦南直达北黎凡特。“新王国时期”早中期的埃及是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埃及在这时成为了一个具有政治、军事和经济国际影响力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帝国。】
【注9.5：笔者将“srhna”暂且音译为“沙尔赫拿”是权宜之举。这是因为现代考古界一些学者（这也包括Dr. Rohl）认为这里是《约书亚记》19:6中所说的“沙鲁险”（Sharuhen，希伯来原文“שׁרוחן”/“shruhn”），并且有的英文文献中（借用了《圣经》中的拼写）说这个位置就是“Sharuhen”，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有待商榷；笔者认为第18王朝的文献中写的“希克索斯人”最后的堡垒“srhna”应该就是今天的“Tell el-Ajjul”这个位置（考古证据见下文），但这个位置可能并不是《塔纳赫》所说的“沙鲁险”，真正的“沙鲁险”的位置应该尚未被发现。这是因为，Dr. Rohl认为《塔纳赫》中记录的“示筛”可能就是本节讨论的“希克索斯人”法老“示希”、并且“示筛”在被以色列人从迦南南部赶出后就来到了“srhna”（见下文），更进一步地、“Tell el-Ajjul”的考古并无显示有以色列人在这一时期来到的证据，那么《约书亚记》19:1-6处写“西缅支派在征服结束后迦南分地时得到的一座城是‘沙鲁险’、还有属城的村庄”，就正好说明“srhna”/“Tell el-Ajjul”不会是“沙鲁险”/“Sharuhen”。笔者认为这个小细节可能是Dr. Rohl的一个逻辑漏洞。】
考古团队在1930年代对“Tell el-Ajjul”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发现在这一地点由高到低的考古遗迹分层中，共显示出三个不同时期的建筑遗迹：
– City I： 位于最高层，为一（军事）堡垒，在此层发现第18王朝中期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和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的名刻；
– City II 位于中间层，具有宫殿，在此层的顶部/末期发现有第17王朝法老Apophis的“圣甲虫型印章”，此城被摧毁、焚烧、废弃（在这层向上到更高层的City I之间，这个地点似乎曾被遗弃过一段时间）。Dr. Rohl推测这层主要对应“大希克索斯王朝”（第17王朝）时期，City II应该就是被“雅赫摩斯一世”的军队在驱逐“希克索斯人”时摧毁的；
– City III： 位于最低层，具有更古老的宫殿，刻有“示希”名字的“圣甲虫型印章”被发现在此层的顶部/末期，城镇的南部部分被火焚毁，但未影响到石制宫殿。此城被改建为后来的City II。Dr. Rohl推测这层对应“小希克索斯王朝”（第14王朝）时期，这一层的王宫可能就是被“示希”在此建立的。
更进一步地，查看地图，从“Tell el-Ajju”l的位置向东北移动108公里，就是“耶利哥”古城的遗址（详见第十四节）。“耶利哥”是《塔纳赫》记述的“出埃及”后的以色列人对迦南核心地带进行征服的起点，“示希”的“圣甲虫型印章”也在这里城西北的“Jericho City IV”时期遗址编号为H13号的墓葬中被发现。
根据“阿瓦里斯”的“塞特”神庙遗迹处的法老“Nehesi”（他被认为是“示希”的儿子）的名圈、“Tell el-Ajjul”/“沙尔赫拿”处的“示希”的“圣甲虫型印章”、以及“耶利哥”处的“示希”的“圣甲虫型印章”，Dr. Rohl认为，这些线索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出埃及”发生在“第二中间期”开始前，“示希”作为“希克索斯人”国王对三角洲东部的统治几乎是在以色列对迦南征服的同一时期，也就是“出埃及”之后的第四十年。在“示希”之前有大概四位“希克索斯人”国王，就大致对应了以色列在旷野漂泊的四十年。
“示希”应该就是在“阿瓦里斯”的“F期”开始建立“塞特”神庙的国王，此时距离以色列人刚刚离开“阿瓦里斯”/“兰塞”的时间点、也就是“G/1期”的末尾即第13王朝的末尾，并不十分遥远。
下图将埃及的第12到第19王朝，与在“阿瓦里斯”、“沙尔赫拿”、“耶利哥”的考古分层，和《塔纳赫》中记录的从约瑟来到埃及直至后来以色列分裂王国的初期中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列在一个表中，好让我们能够对本文涉及的时空总体背景有一个明晰的横向比较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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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示希”的谜一样的来历，Dr. Rohl认为他可能就是《塔纳赫》的数处记录中提及的的“示筛”（Sheshai）。
《塔纳赫》在三处（《民》13:22、《书》15:13-14、《士》1:20）记到在以色列人对迦南地的征服尚未开始之前，在今天的“希伯仑”（Hebron）的位置居住着“亚衲族”（Anakim）的三个族长，其中一位叫“示筛”（Sheshai）。对迦南地的征服开始后，由犹大支派的“迦勒”（Caleb）将这三个亚衲族长从他们的原居地赶了出去，但《塔纳赫》没有提及他们被赶出后去了哪里。由于这时迦南大部分山地地区、也就是“希伯仑”的北面都被以色列人攻占，位于迦南南端的今“希伯仑”的东侧是死海、而南侧不远就是沙漠，那么亚衲族长最有可能逃窜的方向就是向西，也就是今天在地中海东南角的“加沙地带”的方向。
根据Dr. Rohl的推测，法老“示希”的来历可能是这样的：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四十年间的旷野漂泊期间，若干势力比较弱小的“南黎凡特/迦南”大量人群已经趁着埃及本土统治的虚弱侵占了三角洲东部地区，“曼涅托”的文字称这些人为“希克索斯人”。“示筛”作为迦南南部“亚衲族”的三个族长之一，原来在今天“希伯仑”地区施行统治，（在这期间“示筛”与其他一些迦南本地统治者⼀样，为⾃⼰打造了具有埃及⻛格的“圣甲⾍型印章”，这些印章中的⼀枚流传到了“耶利哥”、随它的主⼈的去世被置⼊到城西北的H13号墓内，这就能解释为何刻有“示希”名字的印章会在“耶利哥”遗迹被发现），但“示筛”在以色列人对迦南征服的后期被“迦勒”领导的犹大支派从原住地赶出，他（只能向西逃窜）于是来到了位于今“加沙地带”内的“Tell el-Ajjul/Sharuhen”，这就是为什么在“沙尔赫拿”/“srhna”的考古最低层的City III处发现了刻名为“示希”（Sheshi）的“圣甲虫型印章”。“示筛”（Sheshai）/“示希”（Sheshi）开始以“沙尔赫拿”为大本营，扫清了那些先前到达三角洲东部的弱小势力、逐渐取得了三角洲东部的控制权，掌握了该地区的重镇“阿瓦里斯”，“示筛”/“示希”在这里修建了“塞特”神庙。约250年后，在第18王朝的“雅赫摩斯一世”驱逐“希克索斯人”的进程中，“沙尔赫拿”的City II被埃及军队摧毁，经过一段时间的废弃，直到“图特摩斯三世”（第18王朝中期）左右时在原遗址的基础上被埃及人改建为堡垒（City I）驻军。
根据现在已知的考古报告，在今天的“希伯仑”处尚未发现刻有“示希”（Sheshi）名字的“圣甲虫型印章”，如果真如Dr. Rohl认为的那样，“示希”（Sheshi）就是《塔纳赫》中记录的“示筛”（Sheshai），那么将来发现这样的印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示希”的墓葬有朝一日被发现，我们可能能够见到一具身长较当时普通人为高的人类遗骸 —— 《塔纳赫》说“亚衲族的人又大又高”（《申》9:2）。
对“阿瓦里斯”的相应的考古分层的研究显示，“希克索斯人”入侵三角洲的初期可能在“阿瓦里斯”暂居，然后他们将大片的原“A/II区”的房屋推平，在其上建立了“塞特”神庙，环绕神庙设立了武士的墓葬，并用奴隶为墓主人殉葬、有的人殉被发现为年轻女性（上一次有明显的人殉证据还是在第1王朝），有的大型墓葬还设有祭祀间。在“F/II区”，发掘显示了一座第17王朝“希克索斯人”的王宫，在王宫的范围发现了若干祭祀坑，其中的发现了十六只被切下的人类右手掌。这些发现都佐证了“曼涅托”的文字中对“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残酷统治的描述。
第十节. 摩西对埃及被摧毁的证词与“出埃及”发生在第18或第19王朝的可能性
“出埃及”会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发生在第18或第19王朝吗？我们前述了很多证据，它们表明，“出埃及”是发生在第13王朝；在这些证据之外，单单摩西的一句证词就可以将“出埃及”发生在第18或第19王朝的可能基本排除。
在《申命记》11:2-4，记着摩西在约旦河谷的东面、“耶利哥的”近前、以色列人对迦南的军事征服将要开始前、对以色列人说的一句话，摩西说：“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待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这里的“灭绝”希伯来原文“אבד”的意思是“摧毁”、“使死亡”。
摩西说这句“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时是“出埃及”后的第四十年，这句话表明，“出埃及”后至少四十年内，埃及仍未从那场瞬息而至的国家被摧毁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摩西的这句话，它在埃及历史上最贴切的对应就是在“第二中间期”伊始、“希克索斯人”大量进入埃及、对埃及本土人实施残酷统治的时间点位置。到了“第二中间期”之后的“新王国时期”的第18至第19王朝，埃及的国力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在迦南具有稳健的军事存在，在这一时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埃及曾经处于被摧毁的状态长达至少四十年”。
在第18至第19王朝时，埃及在迦南的的军事存在集中在沿海和平原地区。沿海和平原地区是迦南贸易的集中区域、并且是埃及通往北部“黎凡特”陆路的必经之地，而且易于埃及军队的战车通行。当时很多在这个区域的迦南城镇一般不具备有规模的防御体系，埃及人更倾向于建造若干要塞并对其驻军来对该地区进行控制。这时的众多迦南城邦以“附庸”（vassal）的形式与强大的埃及建立联系，定期向埃及纳贡。
而在第十四节我们将会看到，以色列人在第13王朝的末尾离开埃及、于四十年后开始对迦南进行军事征服（按照Dr. Rohl的“新朝代定年”，这时对应的是埃及的“第二中间期”的初期），这样的征服行动主要集中在迦南的山地地区；《塔纳赫》自己写在对迦南的约六年的征服过程中、以色列人基本上对迦南的平原地区没有进行攻击/占领。此后，以色列进入了“士师时期”（这大致对应了埃及的“第二中间期”的大部及第18王朝的早、中期）。在“士师时期”结束后，以色列进入了“联合王国时期”（这时大致是埃及的第18王朝的后期）；公元前930年，“联合王国”分裂时是位于第19王朝的第三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根据Dr. Lappin，约公元前943年至前877年）早期的附近。
一种很流行的观点是“出埃及”是发生在第19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又称“拉美西斯大帝”）时期。我们之前已经阐明，“拉美西斯二世”是在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后，在罗波安王第五年入侵南国犹大，抢夺耶路撒冷圣殿和王宫宝物的“埃及王示撒”，这时离“出埃及”已经过去了约512年（1447-930-5 = 512）。
近年来互联网上比较流行的另一个观点是“出埃及”是发生在第18王朝的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hotep II）时期。这个观点的大力倡导者，美国古代近东语言学家、考古学家Dr. Douglas Petrovich，在他的著作OOH书中对此进行了阐述。Dr. Petrovich认为，第18王朝的“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和“阿蒙霍特普二世”这三代人（“哈特谢普苏特”是“图特摩斯三世”的姨母、“图特摩斯三世”是“阿蒙霍特普二世”的父亲），与“出埃及”历史之间的关联大致是这样的：
– “哈特谢普苏特”就是将摩西从河水中捞起的埃及公主，她将幼年摩西抚养长大；
– 摩西成年后见一埃及人对自己的以色列同胞施加暴力、而将那位埃及人杀死并逃亡“米甸”时的法老就是“图特摩斯三世”；
– 四十年后，摩西从“米甸”返回埃及，最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法老是“阿蒙霍特普二世”。
Dr. Petrovich基本用以下这些论据支持“阿蒙霍特普二世”是“出埃及”时法老的这个观点：
-《出埃及记》4:19写到神让摩西返回埃及，并告知摩西“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在“米甸”住了四十年，而整个第18王朝，统治超过四十年的法老只有一位，就是法老“图特摩斯三世”；
– “阿蒙霍特普二世”在公元前1446年（根据主流定年）底对“黎凡特”用兵（这是他在位期间的第二次战役）的目的，可能就是急于补充因“出埃及”而失去的大量奴隶劳力人口，这次战役带回超过十万人的俘虏。（Dr. Petrovich认为“出埃及”发生在公元前1446、于这年的三、四月左右）；
– 这些俘虏中，有约三千六百人被称作“Apiru”/“Habiru”，Dr. Petrovich认为这有可能和“希伯来”（Hebrew）这个词是类似同源字；这些人可能是“出埃及”期间从以色列人群中脱队的人，他们自行直接来到迦南，而被“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军队俘获；
– “阿蒙霍特普二世”的继任者、他的儿子“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e IV）立于吉萨的“斯芬克斯”两足之间的“记梦碑”（Dream Stele），暗示“图特摩斯四世”不是其父王的长子（因长子已经死于神降给埃及的“击杀头生”的第十灾）；
– 现今发现的那个时期的关于“哈特谢普苏特”的文字和形象被毁的现象，可能是源自在“出埃及”后，埃及人对将摩西抚养长大的埃及公主的恨恶；
– 有证据显示，“阿瓦里斯”的西亚人口聚居区在“阿蒙霍特普二世”时期被遗弃。
另外，同样持“阿蒙霍特普二世是出埃及时的法老”这个观点的美国圣经考古学家Joel P. Kramer先生，提出了以下两个支持观点：
– 在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墓穴（帝王谷第“KV35”号墓）中，发现身份为王子的名为“Webensenu”的木乃伊，有人推测这是该法老的长子，因此很有可能“阿蒙霍特普二世”的长子去世是在该法老去世之先，这源自《塔纳赫》所记第十灾；
– “阿蒙霍特普二世”的木乃伊脖颈处具有数个明显的皮下突起状物，这对应《出埃及记》9:8-11的经文，即摩西向天扬灰使埃及人和牲畜身上起疮。
我们前述已经表明，公元前1446年是埃及的第13王朝，而不是主流认为的第18王朝。如果我们将这个定年问题在这里撇去不谈，笔者认为，以Dr. Petrovich为代表的、认为“阿蒙霍特普二世是出埃及时的法老”的论据中至少还有以下明显纰漏：
-《出埃及记》4:19并未要求摩西出逃“米甸”时的法老执政必须超过四十年；这处《塔纳赫》希伯来原文的中文直译为“那些寻索你命的人们、他们都死了”，经文并没有写“那个寻索你命的法老他死了”；提出“摩西出逃时的法老执政必须超过四十年”是一种含义混淆，逻辑预设不当，有为达到自己的结论“过度解读”/“乞题”（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
– 如果“阿蒙霍特普二世”在“出埃及”稍后、那年年底对“黎凡特”进行战役，那么他必然在红海处、神用海水淹没埃及军兵时幸免于难，这与《出埃及记》14:26-28所传达的海水合拢时“法老全军覆没”的意思有悖；
– 在存留的浮雕中，“阿蒙霍特普二世”常被刻画成武士法老的形象，他的统治在他的第二次战役后又延续了约三十年，在“阿蒙霍特普二世”之后，第18王朝还持续兴盛了约五十年，这与《塔纳赫》指“出埃及”使埃及全地受到重大打击的信息不符，并且与《申命记》11:2-4处摩西指认的“出埃及后的四十年、埃及仍然处于被摧毁状态”的话语直接对立；
– 很多学者接受第18王朝对“哈特谢普苏特”的记录的系统性抹除是被“图特摩斯三世”主导，以发泄他对早年受到来自其姨母的压制的不满、亦或是表达对家族女性干政行为的反对和弃止；这个全埃及范围内的记录抹除事件可能并不是发生在“图特摩斯三世”的儿子、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时期。因而认为该事件是源自“埃及人对将摩西抚养长大的埃及公主的恨恶”的提法不太能站得住脚；
-《塔纳赫》自己在记征服迦南地时只字未提埃及势力在当地的存在。事实上，“图特摩斯三世”被后人称为“古埃及的拿破仑”（记录显示他的十七次对外战争全胜），“图特摩斯三世”时期，埃及在迦南平原地区已经建立起大范围的、稳固的军事存在，迦南大片土地在该时期基本上变成了埃及本土外的行省，在迦南平原大部的这样持续强大的埃及军事存在一直持续到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IV，即“埃赫那顿”/Akhenaten）时期（注10.1），约达一百年；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如果以色列人在该时期对迦南地区进行军事征服，几乎肯定必须面对/提防埃及在迦南的驻军，然而《约书亚记》中记录以色列人对迦南的征服时只字未提埃及在该地区的存在（注10.2），这个显然有悖常理。
【注10.1：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在位期间开启了尊奉太阳神“阿顿”的宗教社会改革，将自己更名为“埃赫那顿”，并建新都“Akhetaten”；“阿蒙霍特普四世”去世后，他的改革不久就被废止，第18王朝由于连年内耗开始走上下坡路。
“阿马尔奈文书”（Amarna letters），是以外交书信形式的泥板集合，它们在第18王朝曾经的首都Akhetaten处被发现，大部分为阿卡德楔形字写成。根据对这批泥板的解读，很多内容显示迦南地区的统治者们向埃及法老抱怨被指为“Apiru”/“Habiru”（“Habiru”是楔形字写法对应的英文，而“Apiru”是古埃及文字对应的英文）的人群骚扰他们的城镇。“阿马尔奈文书”中包括的这批书信，反应的应该是法老“埃赫那顿”统治时期，埃及专注于国内宗教社会改革而致使它在“迦南”/“黎凡特”地区的外交懈怠、武备松弛，迦南地区的统治者们治下的城镇由于缺乏埃及军队的有效保护而常受劫掠、这些地区统治者们继而向自己的宗主也就是埃及法老进行陈情的时代场景。由于这些特点鲜明的楔形字泥板文书的存在，第18王朝的法老“埃赫那顿”时期也被称为“阿马尔奈时期”（Amarna Period）。
根据Dr. Rohl的观点，第18王朝的法老“埃赫那顿”时期，对应的是以色列“联合王国”的“扫罗王”/“大卫”时期，这时的以色列开始向迦南的平原与沿海地区扩张；在这时迦南平原的很多城镇可能基本不设城墙这样的城防，这可能是因为这样能使埃及驻军更轻易地控制辖下的迦南人口，但这也使得第三方对这些城镇的进攻变得轻而易举。“阿马尔奈文书”中迦南城镇的统治者们向法老抱怨的“Apiru”/“Habiru”，有可能就是“扫罗王”和“大卫”带领的以色列军兵。】
【注10.2：第19王朝为了应对在“黎凡特”北面崛起的“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在早、中期基本上延续了与第18王朝相当的在迦南平原地区的政治/军事存在。】
在《申命记》11:2-4的位置，摩西对“出埃及后的四十年、埃及仍然处于被摧毁状态”的指认，最佳的对应点就是埃及的“希克索斯时期”（也即本文所说的“第二中间期”）的第14王朝的初始时期。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线索都厘清，就应该能够认识到，“出埃及”并不是发生在第18王朝或者第19王朝；它发生的时间点，就如Dr. Rohl多年来提倡的那样，是在第13王朝的结尾时。
认为“出埃及”发生在第19王朝或第18王朝的观点的错误（代表见<表3.1>）本质是一样的，这样的观点尚未认识到当今主流埃及朝代定年中存在的巨大偏差，也还没有认识到《塔纳赫》的关于寄居时长细节的原初文字是在传达“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了215年”。
第十一节. 辨析红海穿越处
这一节的内容主要是得益于美国环境地理学者Dr. Glen A. Fritz的《The Lost Sea of the Exodus: A Modern Geographical Analysis》这部著作中的很多洞见。Dr. Fritz对《塔纳赫》记录的红海穿越的位置进行了长期详实缜密的研究，他的这一主题的成果被保存在这部书中。
《塔纳赫》说以色列人穿越时被打开、埃及军兵追赶时被合上的海水是“红海”。如果穿越真的发生过，那么搞清楚它的位置在哪里，从而在这个位置的周边和水下勘察，就有可能能够找到支持穿越真实性的更多的证据。
今天的红海的北端的“西奈半岛”将红海在这个部位分为了西面和东面两个海峡。西面的“苏伊士湾”（Gulf of Suez）面积较大、但平均深度不到50米。而东面的“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较小、最深处却超过1500米，这条地表上的大深沟是由于沿今叙利亚-非洲裂谷的岩石圈层曾经发生的大规模断裂造成的，这条裂谷从东非向北延伸一直达土耳其；从“亚喀巴湾”顶端再向北160公里处的著名的“死海”（这里是暴露在地表的最低处）和继续向北位置的“加利利海”，都属于这一断裂带的一部分。
“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外表的主要地形差异在于其海岸线地貌。由于地质断裂，“亚喀巴湾”的海岸线陡峭多山，海拔高度于临海的山脉处急剧下降至海平面，这种情况在“亚喀巴湾”的西岸更甚，因此其大部分海岸线都没有道路，在没有现代工程能力的古代更是如此。相反地，“苏伊士湾”的海岸线两侧平缓的地形对陆上交通的阻碍要小得多，在历史上也因此得以招聚沿岸的人群进行更多的生产、生活活动。
地球上像红海这样本身已经是海湾的水体、在终端接着分成两个各自独立的海湾的地貌，确实是绝无仅有。偏偏这一西一东两个海湾，和我们今天文章的两个主角密切相关，一个在今埃及的位置，另一个在今以色列的位置。
《塔纳赫》自己描述的穿越红海的位置，其实是和它自己指向的“西奈山”的位置密切相关。但是这节我们先专注于厘清《塔纳赫》文字所指的穿越红海的位置，在下一节我们会转而去讨论可能的“西奈山”的位置。
当学者们探讨以色列人穿越红海的位置时，从两千多年前起到现在，一共有三类观点（注11.1）。
【注11.1：当然，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红海穿越”。本节的主题是要向读者展示，在今天的红海确实有一个位置，并且只有这个位置符合古以色列人描述的穿越点的所有必要条件的特征；至于是否选择相信以色列人先辈讲述的“红海穿越”的真实性，人力在理性上所能企及的，恐怕也只能止于像本文这样的文字了，剩下的交给读者个人的自由意志吧。】
这三类观点中，最早的一类始于公元前的希腊学者，他们认为《塔纳赫》中写的被以色列人穿越的位置在今“苏伊士湾”的北段某处。
到了十九世纪左右，第二类观点出现，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认为，以色列人描述的穿越位置是今尼罗河三角洲东侧的某个内陆湖（例如<图11.1>所标“大苦湖”附近）、甚或是三角洲北侧地中海的某个潟湖。
最后一类观点是在最近的几十年，逐渐有学者开始提出，《塔纳赫》中描写的穿越位置实际上是今天的“亚喀巴湾”某处。
为了讨论方便，在本文里我们就将这先后的三类观点，分别叫做“苏伊士湾穿越说”、“三角洲东侧内陆湖穿越说”、和“亚喀巴湾穿越说”。
在这里我们直接指出，在这三类观点中，根据《塔纳赫》自己的叙述，可能的穿越位置候选几乎只有“亚喀巴湾”；换句话说，如果全面考察《塔纳赫》自己的文字，“苏伊士湾”和““三角洲东侧内陆湖”这两个选项成立的可能性极低。
关于“亚喀巴湾”是《塔纳赫》所指穿越位置的唯一可能，理由详述如下。
虽然现代中文《圣经》将以色列人穿越的位置写作“红海”，但在《塔纳赫》的希伯来原文中，对应的写法从始至终一直是“יַם-סוּף”，对应到英文拼写是“Yam Suph”。“Yam”的意思是“海、大量的水”，是单数名词；“Suph”的字根意思为“结束、尽头、终端”。故而“Yam Suph”的按词源的意思是“尽头的海”/“终结之海”。
“Yam Suph”这个词组在整本《塔纳赫》中一共出现了24次，其中有7次提供了相关的周边地理信息（注11.2），根据这些信息将它的确切方位搞清楚并不十分困难。可惜的是，在探讨以色列人的先祖自称他们得以穿越、而敌人则被湮灭这个事件发生的可能地理位置时，很多人没有选择回到《塔纳赫》中承载的信息自身，从而使得这样的探讨在业已充斥的混乱信息杂音中越偏越远。
【注11.2：这七处经文的位置是《出埃及记》23:31，《民数记》14:25，《民数记》21:4，《申命记》1:40，《申命记》2:1 ，《列王纪上》9:26，和《耶利米书》49:21。】
在接着讨论前我们必须认清：《出埃及记》只提到了一片海，并且整本《塔纳赫》自始至终都在说，以色列人穿越的海的名称是“Yam Suph”，没有任何例外，这点毋庸置疑。
为了使讨论避免混淆，本文就按照希伯来原文的用法，将以色列人先祖自己叙述的，他们得以穿越、而埃及追兵全军覆没的水域叫“Suph海”。
如前所述，为了明白《塔纳赫》记录的“Suph海”的确切方位在哪里，需要回到《塔纳赫》自身。
“Suph海”对以色列人自己，是一个绝对、绝对重要的地标。这是因为，在《出埃及记》23:31处记神晓谕以色列人，他们将来的边界会“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这里的“红海”希伯来原文对应英文写作“Yam Suph”）。我们知道，“非利士海”是指我们所称的今“地中海”（因古“非利士人”/Philistines是居住在地中海的东南角，大致今天“加沙走廊”/Gaza Strip的位置）。因此，《塔纳赫》这里表明，神是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将来的地界的一向，会从今天被称作“地中海”的水域延及到“出埃及”时他们称为“Suph海”的位置。
同时，《塔纳赫》中多处指，在以色列王国形成后，至少有三位国王曾在“Suph海”边的“以旬迦别”（Ezion-Geber）建造船只。例如：
-《列王纪上》9:26写道：“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禄的以旬迦别制造船只。”（同样，这里的“红海”希伯来原文对应英文写作“Yam Suph”。）
-《列王纪上》22:48写：“约沙法制造他施船只，要往俄斐去，将金子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船在以旬迦别破坏了。”
-《历代志下》8:17-18写：“那时所罗门往以东地靠海的以旬迦别和以禄去。希兰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泛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到了俄斐，得了四百五十他连得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这里的“海”希伯来原文对应英文写作“Yam”。）
-《历代志下》20:35-37记：“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施去，遂在以旬迦别造船。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向约沙法预言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 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施去了。”
这样，我们就知道，“Suph海”是一个可以通向外海/它处的水域，它连通真正的海水，它离以所罗门为王的以色列王国（也包括后来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在迦南的领地不远，它的一个重要港口在古代被叫做“以旬迦别”，这个港口在特定的时期是在以色列王国的控制之下，“以旬迦别”和另一个位置“以禄”都在“Suph海”边。
进一步，查阅《塔纳赫》，我们就不难发现，以色列人在自己的这本最重要的典籍中，经常将“Suph海”与另外两个地名，就是“西珥山”（Mount Seir）、和“以东”（Edom）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
-《创世记》14描述，定居在迦南地的“亚伯兰”（后更名为“亚伯拉罕”）时期的“四王与五王之战”，将“西珥山”归到了“盐海”（今“死海”）附近。
-《创世记》25:30 写，雅各趁着哥哥“以扫”精疲力尽而用红汤做交换、诱使哥哥让渡给自己长子的名分，“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
-《创世记》32:3写，雅各打发人“往西珥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
-《创世记》36:6-9记，雅各的哥哥“以扫”全家从迦南迁到“西珥山”，并且“以扫是西珥山里以东人的始祖”。
-《民数记》34:3记，神晓谕摩西将来以色列在迦南地的边界的“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盐海东头起”，这里明确地将“以东”的边界和以色列领地南面的边界、以及今“死海”的东面联系在一起。
-《约书亚记》24:4写，神“将西珥山赐给以扫为业”。
-《耶利米书》49:21记，“以东人”被神定的谋略击溃，旁人在“红海”处都可听到他们呼喊的声音（同样，这里的“红海”希伯来原文对应英文写作“Yam Suph”）。
根据以上《塔纳赫》中提供的“西珥山”和“以东”的信息，我们知道，《塔纳赫》所说的“西珥山”，也就是“以东人”的住地：
– 位于今“死海”附近
– 在以色列人将要得到的迦南地的南侧（迦南地的东侧是“死海”）
– “以东地”靠近“Suph海”（根据《耶》49:21和前述《王上》9:26）
综合这些文字信息，我们发现，《塔纳赫》是在说，“Suph海”，也就是“Yam Suph”，会成为以色列人领地一端的地标、它是一片能够连通到它国进行对外贸易的海域，它在以色列领地的南侧。
根据这些，参考一下地图，读者你会将以色列人记的他们的穿越处、也就是他们写的“Suph海”/“Yam Suph”/“尽头的海”的位置，对应到<图11.3>中“苏伊士湾”（图示A）、“三角洲东侧内陆湖”（图示B）、和“亚喀巴湾”（图示C）这三个选项中的哪一个区域呢？
不出意外的话，笔者认为绝大多数人，在没有先入为主的学术一偏之见的前提下，会毫不犹豫地选“亚喀巴湾”（<图11.3>所标C区域）。
理性确实是个好东西！
不单是这些文字提供的方位信息，一座古碑刻的发现更是为选“亚喀巴湾”的观点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我们知道，《塔纳赫》记录，古“以东”的北面有一片领土叫“摩押”（《士师记》11:16-18），“摩押平原”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民》22:1）。而一块名为“米沙石碑”（Mesha Stele）的古代碑刻的发现，使学界验证了古“摩押”的位置，并借此间接确认了古“以东”的位置。
“米沙石碑”在1868年被发现于今约旦境内的“Dhiban”，这里位于“死海”东侧约20公里。这块石碑设立于约公元前九世纪，该碑题记摩押国王“米沙”（King Mesha of Moab）对来自以色列王“暗利”（Omri，“北国以色列”的第六位国王）王室的威胁所进行的军事反抗，碑文使用“腓尼基字母的一种变体”书写。
据此现代考古界得出定论，《塔纳赫》中记述的古“摩押”（Moab）的真实位置确实如《塔纳赫》描述的那样、是在“死海”的东侧，今天的“Dhiban”附近应该就是约三千五百年前的《塔纳赫》中写到的“底本迦得”（Dibon-gad）（《民》33:45-46）。
由此我们知道，古“以东”的位置，是在古“摩押”的南侧，也就是在“死海”的东南侧。根据学界普遍的共识，“以东”曾经的领土向南至少延申到今“亚喀巴湾”的北端，并且它的领土向西从未超越过今天的“西奈半岛”的东部区域（也就是离尼罗河三角洲东南面近前的“苏伊士湾”和三两片内陆湖还相差有近200公里）。
还有一节对我们现在的议题重要的经文，可以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确立“Suph海”的位置。
《申命记》1:1写道：“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洗录、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KJV： These be the words which Moses spake unto all Israel on this side Jordan in the wilderness, in the plain over against the Red Sea, between Paran, and Tophel, and Laban, and Hazeroth, and Dizahab./ NIV: These are the words Moses spoke to all Israel in the wilderness east of the Jordan—that is, in the Arabah—opposite Suph, between Paran and Tophel, Laban, Hazeroth and Dizahab.）
《申命记》据其文字，是摩西在离世之前，在今“死海”的北面、约旦河东的“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的旷野”），对以色列人所作的最后的劝诫和勉励。在它的第一章第一节这句话中，我们得知，《塔纳赫》将今“死海”的北面、约旦河东的“耶利哥”近前的约旦河口的位置，叫做“疏弗对面的亚拉巴”，我们来重点考察一下“疏弗对面的亚拉巴”的含义。
如果我们稍微读一下前附的《申命记》1:1的KJV版中的英文，我们会发现它用到了“Red Sea”，但是和中文对照，它明显缺少了“疏弗对面的亚拉巴”这个语句。为此，我们又不得不回到《塔纳赫》的希伯来原文，进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有趣的发现 —— “疏弗对面的亚拉巴”的希伯来原文是这样写的：“בָּעֲרָבָה מוֹל סוּף”。
“בָּעֲרָבָה”的意思是“在亚拉巴”/“in-the-Arabah”，“מוֹל”是“对面”/“opposite”，而“סוּף”被“和合本”翻译为“疏弗”，并且它的拼写就是本节一直以来在强调的“Suph海”这个词组中的“Suph”!
《申命记》1:1分明是在提示我们，“死海”北面的约旦河口，是在“Suph”的对面！当然，“对面”是一个到这里为止还意义模糊的字眼，但如果我们明白什么是“亚拉巴”（Arabah），一切就可豁然开朗。
-《申命记》2:8写在三十八年的旷野漂泊结束后，位于“死海”南侧的“西珥/以东”附近的以色列人，启程“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以旬迦别，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
-《申命记》3:17写“亚拉巴海，就是盐海”；
-《申命记》4:49写位于约旦河东、耶利哥对面安营的以色列人已经击杀了附近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两王的地界的一向包括“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毗斯迦山根”。
如此我们知道，在《妥拉》的语境中，“亚拉巴”作为地理概念，包括今“死海”南侧、“死海”本身、和“死海”北侧约旦河口的这些区域。（这个词的希伯来文“עֲרָבָה”拼写中“רב”/“rb”这两个字母的组合意为“荒芜的区域”。）
根据古代文献、地图和考古学的支持，当今的“维基百科”对“Arabah”提供了这样的解释“……Ărāḇā，字面意思为‘干旱地区’……该名称的旧含义几乎涵盖了如今被称为‘约旦裂谷’Jordan Rift Valley的整个区域，呈南北走向，介于‘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南部和‘红海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北端之间。这包括‘加利利海’和死海之间的‘约旦裂谷’、死海本身以及如今通常被称为（死海南侧）‘阿拉瓦谷’Arava Valley的地区。”
“维基百科”对Arabah的解释，与《申命记》中三千多年前的以色列人对“亚拉巴”含义的认识完全相符 —— 在当时以色列人语义中的“亚拉巴”这个地理名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约旦河大裂谷”（Jordan Rift Valley），它是在“中新世”时“阿拉伯板块”向东北移动离开非洲时形成的；大裂谷中段的“死海”、是地球陆地上露出部位的最低点，其水面比海平面低四百多米。很明显，古以色列人也注意到这个从今天的“亚喀巴湾”一路向北偏东延申超过四百多公里的狭长谷地，他们给它起名作“亚拉巴”。“亚拉巴/Arabah/Aravah”在“死海”南侧的位置在<图11.5>中用绿色线标出。
好了，由此我们得到坚实推论，《申命记》1:1中，在指“耶利哥”、即今“死海”北侧约旦河口位置时所说的“疏弗”-对面的-“亚拉巴”，实际是等同在说“耶利哥近前的约旦河口，隔着“亚拉巴海/盐海/死海”, 对面就是“疏弗/“Suph/סוּף”。
如此一来，将这些不同角度的分析综合，我们可以完全确信，《塔纳赫》所写的“Suph海”，就是今天的红海北端东侧的“亚喀巴湾”。当以色列人的祖先在他们最看重的传世典籍中写下“Suph海”，他们完全清楚他们的所指，他们相信在创世者的神力下他们这些赎民得以安然从这片海水中穿过，他们牢记这片海水是位于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的南侧，他们记下神知会他们未来的的领地疆界一端会和这片海水相连。
如果想将“尼罗河三角洲”东侧近前的“苏伊士湾”或内陆湖的区域，和《塔纳赫》所写的“Suph海”扯上合理的关系，是需要严重挤压扭曲人的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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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排除学术杂音，这里也为“苏伊士湾穿越说”和“三角洲东侧内陆湖穿越说”的缘起和谬误实质做一简要分析。
一) “苏伊士湾穿越说”
《塔纳赫》的第一个外语译本，也就是约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语“七十士译本”，将希伯来语的“Yam Suph”翻译成“Eruthra Thalassa”即“红海”。
现有大量古代地图表明，直到公元十九世纪，位于埃及尼罗河区域和今“西奈半岛”之间的“苏伊士湾”，是古希腊人、和直到约两百年前的西方人，唯一熟悉的红海海湾，他们对位于今“西奈半岛”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亚喀巴湾”的地理存在几乎完全无知。
在公元前两千年时期，埃及的定居点主要沿着尼罗河分布，埃及人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三角洲北端的地中海沿岸，农耕活动则沿着尼罗河两岸。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今“苏伊士湾”地区存在贸易活动，这可能是缘于恶劣的沙漠环境和当时有限的航行能力。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埃及人对今“苏伊士湾”地区的兴趣有所增加，在其西岸周边出现了运河建设和居民定居活动。
而“亚喀巴湾”，由于其对西方世界而言地处偏远，且沿海地形险峻、不适合用于商业或军事用途，在许多世纪里，西方世界对“亚喀巴湾”的位置、规模、和形状知之甚少（注11.3），它在公元十九世纪之前基本上处于无人问津、未经勘探的状态，只有古代以色列国王（可能还有后来的“纳巴泰人”/Nabataeans，注11.4）曾短暂使用过它。没有记录表明古埃及人、古希腊人或古罗马人曾真正勘探或利用过今“亚喀巴湾”。
【注11.3：古典时期的希腊作家大多对“亚喀巴湾”的大小和位置一无所知。“希罗多德”是“七十士译本”问世之前最重要的希腊历史学家。然而，他“似乎即不知道“亚喀巴湾”的存在，也没有意识到今“苏伊士湾”只是红海两个狭窄的北部海湾之一。尽管在“七十士译本”问世后的几个世纪里，“亚喀巴湾”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古代文献中，但对它的描述仍然粗略且模糊。到公元一世纪末，“亚喀巴湾”至少有了三个不同的名称，但它从未像“苏伊士湾”那样受到重视。】
【注11.4：“纳巴泰人”（Nabataeans），是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中的“阿拉伯半岛”的西北地区存在过的缘于阿拉伯文化的人群，他们应该主要从事商业，其领地于公元二世纪初叶被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合并，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佩特拉阿拉伯”（Arabia Petraea）行省。】
这就使得西方学者们在长达两千多年间一直认为《塔纳赫》所写的以色列人穿越处是埃及尼罗河下游流域东侧的海域，也就是今天的“苏伊士湾”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七十士译本”的执笔者们，虽然他们根据当时不完全的地理知识认为以色列人所称的穿越位置是位于三角洲近前的今“苏伊士湾”，但同时他们也知晓以色列人的典籍中分明指古“以东”位于古“迦南”的南向、并且穿越位置是靠近“以东”，他们似乎对这两个知识点间存在明显的逻辑上难以调和的状况有所领会；因此，在特别的三处经文的翻译上，他们选择将希伯来原文中的“Suph”模糊化处理，转而使用音译、意译或省略来进行应对，而不是像其它处那样、将“Suph”翻译为希腊语的“红”（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红海”穿越位置的唯一选项即今天的“苏伊士湾”指向的水域）。
如前所述，《塔纳赫》的文字自己将“Suph海”的位置严格地限定在以色列领地的南侧/南端，直到近代学者们终于得以在地图上看到清晰明确的位于以色列南向的“亚喀巴湾”的位置和大小之前，年代更久远的学者们不得已选择了位于三角洲东面的“苏伊士湾”，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因着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之前西方人对今“亚喀巴湾”的位置和大小在地理认知中的匮乏，随着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知识的挖掘和推崇所致的保存在古希腊/罗马文献中的史叙、游记、图绘中的这种有缺陷的地理信息被注入到近代早期的学术思想中，加之“七十士译本”在西方宗教和文化界持续的特殊地位，始于该译本的“穿越处是红海/苏伊士湾”的概念成为了大多数人对“出埃及”叙事认知中的传统和基础，它的影响到今天还在继续。
二) “三角洲东侧内陆湖穿越说”
如果就“出埃及”的叙事稍微翻看一些版本的《圣经》，在牵涉到“红海”/“Red Sea”（希伯来原文“Yam Suph/Suph海”）的经文位置上，时而会看到“Sea of Reeds”这样的页下注释（注11.5）。“Reed”就是“芦苇、茅草”，加“s”就是它的复数。这样做的实质是将希伯来文原来的“Suph”这样一个单数名词，翻译成了“reeds”这个具有植物含义的复数名词。“Suph海”这个希伯来原文，也因此变成了很多西方学者脑海中的“芦苇海”、“莎草海”、甚至是“沼泽湖”。
【注11.5：如“和合本中英对照”《出埃及记》13:18，NIV Exodus 13:18等。】
我们放下最后到来的中文译本不谈，这种在同样具有单复数概念的希伯来语和各主要欧洲语言间，将原初单数名词翻译为后来复数形式的做法，在语言学上和翻译原则上，首先就使人皱眉。这个现象其实是和 “三角洲东侧内陆湖穿越说”的形成紧密相连的。
现代语言学研究指明，希伯来语是一个几乎严格以动词字根来造字的语言，名词几乎全部由动词字根派生变形而来（也就是说，希伯来语似乎天生就具有这样的智慧，它看重一个事物的言和行远远大于这个事物的名称为何）。
在“Suph”（ס-ו-ף或者ס-פ-ה）这个动词字根的原意上，它所有的含义都是“消耗、结束、毁灭”，在《塔纳赫》所有30处将“Suph”及相关变体作为动词使用时，无一例外都是这种情况。
当“Suph”转换成名词（如סוף、或者סופה、或者סף）之后，它们的含义主要是“终端”、“结束”、“末端”、“边缘”、“边界”、“入口”、“旋风”等；在《塔纳赫》所有86处将“Suph”及相关变体作为名词使用时，只有4处（注11.6），自“七十士译本”始、至后来的近两千年中，被众多译本逐渐翻译成和植物（野草/weed，纸莎草/papyrus）相关，但其实这4处和“水的边缘”都能够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关。因此，从语言语义学角度来看，“Yam Suph”被后世解读为“芦苇海”（Sea of Reeds/Reed Sea）等和植物含义相关的水体的做法，缺乏可靠的语义学根基（注11.7）。
【注11.6：《出埃及记》2:3，《出埃及记》2:5，《以赛亚书》19:6，和《约拿书》2:5。】
【注11.7：Dr. Fritz在他书中的“表11.2”列出了不同时代《塔纳赫》译本/版本中，将上述四处经文的希伯来语名词“Suph”翻译成“植物含义”的名词这个做法、在各个译本中的“植物含义”持续演进的情况。从该表可以看出，最早的公元前三世纪希腊语的“七十士译本”在这四处中、只有一处明确将“Suph”翻译为“植物含义”的名词；到了六百多年后的公元五世纪的拉丁语“武加大译本”（Vulgate）、四处中已经有三处被翻译为“植物含义”的名词；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各译本中，这四处全部都被明确地翻译成为了“植物含义”的名词。由此可以看出，在两千多年中，诸多的经文译者和注释者对希伯来语“Suph”一词的解释应否包含“植物含义”从开始并不存在共识，在这四处经文中“Suph”的“植物含义”的形成是一种逐渐成型的学术传统，而并非推理严格、条理明晰的语义学结论。】
十九世纪前半叶出版的《Gesenius Hebrew Lexicon》词典中，关于“suph”的条目写道：“灯心草、芦苇、海藻。其词源不明，也无法从动词סוף （suph）推导而来”。
1860年代的“苏伊士运河”开凿，使三角洲东侧近前的地势低洼处形成了醒目的“大苦湖”/“Great Bitter Lake”和“Lake Timsah”这样的陆上湖泊景观（这里据“阿瓦里斯”直线距离约60公里），进而很多浅水区域生长出了成片的水岸植被如芦苇、菖蒲等。几乎在同一时期“埃及学”开始兴盛，有些学者认为“Suph”一词源自古埃及语的“twf(y)”（发音为thoof或thoofee），他们认为该词的古埃及语意为“纸莎草”或“芦苇”。映入当时人们眼帘的三角洲东侧近前的成片的芦苇荡、加之一些学者认为的古埃及语“twf(y)”的“纸莎草”/“芦苇”含义及它被认为的与“suph”的关联，这两者都使当时的人们联想到《塔纳赫》译文中的四处业已存在的、希伯来语的“Suph”被赋予的“植物含义”，这些因素的合力使“Yam Suph就是芦苇海（Sea of Reeds/reed sea）”的概念由此在十九世纪末具备了看似具有说服力的背景；“三角洲东侧内陆湖穿越说”也就应运而生。
但我们已知的事实是，在“苏伊士运河”开凿前的若干年里，在“苏伊士湾北/三角洲东”这片区域并不存在大片的水域，在当时的今“大苦湖”的位置只是干旱的低洼地、而“Lake Timsah”的位置只存在水深不到一米的沼泽。
我们也有理由推测，在约三千年前的古代，在这一区域的大片醒目的水域也应该不存在。
地质研究表明，由于所谓的“末次冰期”（Last Glacial Period，我们在《大洪水 – 神话还是历史》这篇文章中对此有介绍，“冰期”应该不存在“末次”的概念，地球历史上只有一次大冰期，是因约五千年前的挪亚大洪水造成的）的原因，古代的海平面比现在为低。来自近海钻探研究和中东地区考古遗址的发掘均显示，在距今四千年至三千年左右，海平面比今天低至少约两米至一米。
同时，由于“苏伊士湾”的潮汐幅度并未显示比平均水平为高，因此它大范围侵入陆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关于从“地中海”到“红海”之间埃及的地理，在公元一世纪，当时的罗马作家、博物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曾写“从地中海岸的“贝鲁西亚”（Pelusium）到红海的路，是在荒漠的沙中的115个罗马里”（见《Naturalis Historia》）。从“贝鲁西亚到红海”基本上与今天三角洲东端的“大苦湖”/“Great Bitter Lake”和“Lake Timsah”等内陆湖的位置重合，这样，我们就可推测，至少在两千年前、这一片区域应该并没有大的水体。
另外一种可能是，古代在三角洲的东面曾经存在过人工开凿的运河，将三角洲的上游分叉处和今天的“大苦湖”及“苏伊士湾”北端的位置连通，有学者推测最早的这样运河开凿的尝试可能在第12王朝时就开始了（见“维基百科”词条“Canal of the Pharaohs”）。但由于红海的水位比尼罗河下游的地势为高，当时的工程技术无法防止这样的运河一旦建成、海水对三角洲地区的倒灌，没有证据显示这样的运河在三千多年前、及其后的约一千年间实现了完工。
因此，对于约3500年前“苏伊士湾北/三角洲东”这片区域存在大片陆上水体的设想、也就是“东侧内陆湖穿越说”成立的前提，在地质学、海洋学、考古学、地理学、和古代文献证据面前没有一个方面能站得住脚。
这样看来， “苏伊士湾穿越说”、“三角洲东侧内陆湖穿越说”的形成都有各自的历史局限和误区，唯一能够遵循《塔纳赫》文字中包含信息的合理选项是“亚喀巴湾穿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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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客观地说，《塔纳赫》中至少有两处经文对“穿越处是在尼罗河三角洲附近”的观念的形成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做一简要分析。
其一）. 《民数记》33:5-7这样写：“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疏割。从疏割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倘。从以倘起行，转到比哈希录，是在巴力洗分对面，就在密夺安营。”
根据以上经文，我们看到，离开“兰塞”（“阿瓦里斯”）后，以色列人在穿越“Suph海”前一共安营三次，依次是“安营在疏割”、“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倘”、“转到比哈希录……就在密夺安营”（这里已临近穿越处）。
我们知道成年人的步行速度平均约为每小时4.5公里。有人做过评估，在野外牧人的长途跋涉中，人和畜群平均每天可步行约25公里，这样每天需行走约6小时，这是一个长途跋涉的舒适的强度。在赶路的极限情况下，人可以每天行走约50公里，但由于身体的劳损这个强度很难坚持过几天。由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有使命在身，在“云柱”和“火柱”的带领下、在必要时白天和夜晚都会行进（《出》13:21），在我们估算以色列人行程时，我们采用“他们每天行进30公里”的假设，即每天需行走约7小时。
由于这个原因，有人认为经文是说以色列人花了三天的时间到达了穿越处附近（这其中就包括“约瑟夫斯”，见《Antiquities of the Jews》II.15.1）。这些人推理说，由于从“阿瓦里斯”到达今“苏伊士湾”的最北部直线为约110公里，按照计算，从“阿瓦里斯”到达今“苏伊士湾”北部的实际行走天数恰好为约三天。这也被一些人用来作为反对今“亚喀巴湾”是真正穿越处的理由，因为从“阿瓦里斯”到达今“亚喀巴湾”最近处的直线距离也有约330公里，这是无论如何在三天之内用行走无法完成的。
但是在仔细查看《塔纳赫》后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文字中对以色列人行程的描述，在若干处恰恰与“以色列人每天都会安营休息”的假设相反。例如：
-《出埃及记》13:20-22这样记：“他们从疏割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倘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出埃及记》16:1写：“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汛的旷野”。因为他们是第一个月的十五日离开埃及的（《出》12），到达“汛的旷野”时刚好是离开埃及后的第 30 天；而根据《民数记》33:5-11，他们离开埃及后，在到达“汛的旷野”前，一共安营了六次；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行进的第一个月里，只安营了六次（如果算“汛的旷野”这次安营，就是七次）。
-《民数记》10:33写：“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
根据以上文字，在“出埃及”的行程中，极有可能以色列人并不是只用三天就到达了穿越处。《塔纳赫》对于他们到底用多少天到达了穿越处的信息，并未明确记载，我们只知道这时不到25天，大概是第15至第20天左右（详见第十三节）。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以色列人在这个长途行进中会采取类似定时休息的作息，但不是“每天都安营”。因为安营意味着需要一个可供人畜使用的水源、和一个基本平整的场地，并且一个约一百八十万人的队伍加上牲畜的安营和拔营是一项费时耗力的工程（注11.8），“安营”在长途跋涉中基本上意味着暂停和休整、并且涉及指令的传达、人员的调度和安保的布放，期待每天都安营是相当不合理的。
【注11.8：单是考虑行进的队伍整体停下就可能需要耗时数小时。在一百八十万人的情况下，如果每人间距一米整齐排列，当队列的宽度为20米时，队伍的长度约为90公里；当队列的宽度为50米时，队伍的长度约为36公里。】
另外一个我们需要看到的信息是，在《民数记》33中，摩西回顾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四十年里在旷野中的历程时，他总共只列出了41个安营地点的名称。并且在这个第33章中我们看到，在离开埃及至来到“Suph海”的穿越位置前的约20天时间里、只有3处安营地点（这时的行进队伍基本是在平地上赶路）；在穿越后至来到西奈的约25天时间里、列出了7处安营地点（这时的行进队伍基本是在山地中、而且可能没有需要特别赶路）。
这些信息都指向，假设以色列人在来到穿越处前的行进中、连续的三天每天都安营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其二）. 《出埃及记》10:19写“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这里的“红海”希伯来原文对应英文写作“Yam Suph”）。
因为“苏伊士湾“和“三角洲东侧内陆湖”都在尼罗河的近旁，有人用这处经文为前文中提到的“苏伊士湾穿越说”、“三角洲东侧内陆湖穿越说”提供支持，进而指该处经文对本文认同的“亚喀巴湾穿越说”形成挑战。
首先我们要明确，该处希伯来原文是写“海风”（wind-of sea），而不是英文翻译中使用的“west wind”、以及中文翻译中使用的“西风”。并且，希伯来原文的中文直译为“主转来了极大的海风，将把蝗虫刮起、带向Yam Suph，在埃及的全境连一只也没有留下”；注意，原文是写“带向”，而不是“吹入”。
其实对地理布局地区气象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这里的“海风”应该是来自地中海方向的风，并且极有可能是西北风。在“苏伊士湾穿越说”、“三角洲东侧内陆湖穿越说”和“亚喀巴湾穿越说”这三个选项中，当有西北方面刮来的风时，可能将上、下埃及所有的蝗虫都带向的，最有可能的反而是今“亚喀巴湾”的方向；单单的西北风无法将“上埃及”（尼罗河上游）的蝗灾带向今“苏伊士湾”；同理，单单的西北风也无法将“上埃及”处的蝗灾带向所谓的“三角洲东侧内陆湖”（可参<图11.3>）。
考虑到实际中的风向很少有绝对的、单一的方向，并且人类的语言在描述风向时均实际是一种非严格描述，同时考虑到我们对第13王朝末期时王国在上埃及南侧的边境位置并不十分清楚，这节经文其实对“亚喀巴湾穿越说”难以构成真正的挑战。使用这种近似描述作为应对的手段，“苏伊士湾穿越说”、“三角洲东侧内陆湖穿越说”明显会给己方带来更大的自损。
这样我们就看到，使用《民数记》33:5-7和 《出埃及记》10:19来支持“以色列人的穿越处是在三角洲的东侧附近”，实质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知偏差。
至此，《塔纳赫》所指的穿越处是位于今天的“亚喀巴湾”某处的观念已经基本确立稳固了；下面的任务就是，辨析这个穿越处在“亚喀巴湾”的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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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述，在地质上，“亚喀巴湾”是由板块沿“死海”断层滑动和拉伸形成的，连同它北面的“死海”、约旦河谷、加利利海都属于“东非大裂谷”（Great Rift Valley）的北部部分。“亚喀巴湾”长约160公里，最宽处24公里。在“亚喀巴湾”的水下一共存在着五个海谷，北部的海谷深度约为900米，中部的两个深度分别约为1830米和1300米，南部的两个深度分别约为1100米和1300米。
从1980年代开始，先后有三个关于“亚喀巴湾”穿越处的位置推测观点被提出，这些位置现今的地名分别是“努韦巴”（Nuweiba）、“蒂朗海峡”（Straits of Tiran）、以及“埃拉特”（Eilat），分别位于“亚喀巴湾”的中段、南端、和北端。
在这三个选项中，设想的北端的“埃拉特”穿越处路线所需的距离最短（距离：约9公里，最大深度：约450米），南端的“蒂朗海峡”穿越处路线的海水最浅（距离：约18公里，最大深度：约350米），而中段的“努韦巴”穿越处路线的海水最深（距离：约15公里，最大深度：约875米）。
我们知道《塔纳赫》说在穿越的队伍中有牲畜如羊群和牛群（《出》12:38），并且追赶的埃及军队中有马拉战车（《出》14:6-7），这些步行的人和动物、以及战车这样的行载工具需要合理的坡度和路况才能有效行进。
在现代工程研究中，有几个关于坡度的指标数据可以为我们对“亚喀巴湾”中段、南端、和北端这三个候选项的评估提供参考。当道路状况理想时：
– 普通人攀爬的理想坡度：5%~8.3%
– 普通人攀爬的困难坡度： 30% （在该情况下相当消耗体力）
– 普通人攀爬的超困难坡度： 45% （在该情况下需要手脚并用）
– 手动轮椅坡道允许的最大坡度：16.7%
– 机动车道路的理想坡度：15%
– 机动车道路的极限坡度（只适用于短距离上下坡）： 35%（在该情况下普通机动车已达物理极限），
– 马车道路的理想坡度： 5% （在该情况下上坡时马匹的行进速度只有平地运动时的约一半）
– 马车道路的困难坡度：12%（在该情况下马匹需要耗费比在平地运动时三到四倍的体力）
– 马车道路的极限坡度：20%（在该情况下马匹每行驶约20米就需要停下休息，车辆开始承受脱扣的危险）。
如果我们使用“亚喀巴湾”海底的的等深线图（<图11.9>），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从北到南的三个位置上：
– 北端“埃拉特”处路线最大下降坡度：约8%（<图11.10>中E1段），最大上升坡度：约14%（<图11.10>中E2段）；
– 中段“努韦巴”处路线最大下降坡度：约11%（<图11.10>中N2段），最大上升坡度：约15%（<图11.10>中N9段）；
– 南端“蒂朗海峡”处路线最大下降坡度：约27%（<图11.10>中T1段），最大上升坡度：约20%（<图11.10>中T5段）。
由此看，北端的“埃拉特”处路线和中段的“努韦巴”处路线的上下坡的坡度均在人、动物和车辆能够承受的物理极限之内，而南端的“蒂朗海峡”处路线的下坡坡度（27%）明显远超马车可以有效安全行驶的极限坡度（20%）。
再考虑路况情况，它对“蒂朗海峡”处是穿越地点的可能也极为不利。
我们知道，珊瑚的健康生长需要光照、水深、水温、水质、流速（带来的营养物质），附着基（岩石）等条件。由于光照和氧气的原因，珊瑚生长的理想水深是5至30米，深度在50米之内可以良好生长，超过50米不易生长，到70米水深以下珊瑚就很少见了。
“蒂朗海峡”恰好是整个“亚喀巴湾”水深度最浅的区域，它存在大片的近岸浅水礁石，加上其它对珊瑚生长的有利因素，使“蒂朗海峡”的水下生长有丰茂的珊瑚群。事实上，“蒂朗海峡”的珊瑚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珊瑚礁之一，这也使它成为世界上潜水旅游主要的目的地。
“蒂朗海峡”浅海区域多礁石的地形和繁茂的珊瑚群，对可能的在海床上的行进构成重大障碍，使“出埃及”那样所需的在海床上的行进成为几乎不可能。
对比“努韦巴”，“努韦巴”滩头的大片海滩实质上是“Wadi Watir”（注11.9）入海口的冲刷沉积区，在它的水下具有丰富的被河口带来的砂质沉积物，覆盖在海床顶部的“元古宙”（Proterozoic）基岩岩石上，由于砂质无法为珊瑚提供牢固的附着基底，这有效地妨碍了珊瑚的生长；潜水探查表明，在水深约60米的范围之内，“努韦巴”的水下到处覆盖着直径2至6毫米的砂粒和细砾石，“努韦巴”的海底基本没有成片的珊瑚礁。
【注11.9：“wadi”是阿拉伯语，指的是一条拥有季节性河流的山谷。】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砂质沉积物的原因，“努韦巴”滩前的水下的岩石被沉积覆盖而致使海床顶部平缓，在约8公里宽的平缓区域两侧，各自是更深的海谷，这形成了一个类似“马鞍”的形状，“马鞍”平缓的砂质顶部具有大片空置区域，类似一个水下沙滩，这使人、动物和行载工具在海床上的有效行进成为可能。事实上，《出埃及记》14:22和14:29两处将以色列人在海床上行走时的地面写为“干地”，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表面覆盖的最有可能就是被水浸过的厚砂质。
在“埃拉特”处水下的珊瑚生长也不十分繁茂，但这主要是由于这个位置距离城镇太近，稍微逊色的水质限制了珊瑚的生长和繁殖。
如此看，在寻找以色列人在“亚喀巴湾”可能的穿越位置时，根据上述现代海底“测深学”（Bathymetry）地形数据和现代潜水探查，最南端的“蒂朗海峡”处基本上可被剔除出局。
那么下面，就需要在北端的“埃拉特”处和中段的“努韦巴”处之间再排除一个。这就要再用到《塔纳赫》的文字自己。
在《圣经》研究中的一个共识就是，“亚喀巴湾”最北端的、狭小的约5公里宽的海滩区域，今天名叫“埃拉特”/“Eilot”和“Eilat”的以色列城市的位置附近，就是《塔纳赫》中多次提到的“以禄”（Eloth）和“以拉他”（Elath）。它们不但在现代名称和古代名称的拼写之间如影随形，《塔纳赫》中也有多处信息指出，“以禄”和“以拉他”是古以色列人领地南端的重要海港，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位置或紧邻的两个位置（可对比《王下》14:22与《志下》26:2），并且它们紧邻上文中提到的“以旬迦别”，它们和“以旬迦别”均在“Suph海”的海边。
这些表明“以禄”/“以拉他”/“以旬迦别”位置的经文包括：《申命记》2:8、《列王纪上》9:26、《列王纪下》14:22、《列王纪下》16:6、和《历代志下》8:17。并且根据《申命记》2:8，可以合理推测“以旬迦别”是在“以禄”/“以拉他”的东面；在今“亚喀巴湾”最北端的狭小区域内，“以旬迦别”基本上可被定位在今天约旦的港口城市“亚喀巴”（Aqaba）附近。
同时我们也在《塔纳赫》的希伯来原文，例如《出埃及记》14:2、和《民数记》33:8中读到，以色列人穿过“Suph海”的位置名叫“哈希录”（Hahiroth），并且文字给出多个参照地标（如“巴力洗分”/Baalzephon、“密夺”/Migdol）以给该地点定位（这在第十三节会有进一步讨论）。
当仔细分辨这些信息，我们就会发现：
-《塔纳赫》自称的穿越的位置叫“哈希录”， 每当《塔纳赫》提到这个穿越位置，它无一例外地总是将参照位置“巴力洗分”、“密夺”一同提及；
-《塔纳赫》中从未提到，在“出埃及”过程中，在以色列人离开穿越地点后曾返回过该地点，或是又来到过它的附近；
– “亚喀巴湾”最北端的、《塔纳赫》称为“以禄”/“以拉他”，包括“以旬迦别”的位置，在“出埃及”的过程中，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的三十八年结束时前往“死海”北侧的“耶利哥”时，途径的一个过路地点（《申》2:8）；
– 在“出埃及”过程的记录中，“哈希录”和“以禄”/“以拉他”被作为重要地标多次各自分别提到，它们都是和“出埃及”路线（这个会在第十三节着重讨论）密切相关的地名，但是从“出埃及”前后行程的角度、《塔纳赫》从未将这两个地名进行过哪怕轻微的联系。
现在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如果《塔纳赫》自称的穿越的位置叫“哈希录”、并且其文字中极为在意每次均用如“巴力洗分”和“密夺”这样的参照位置来为它定位，那么“亚喀巴湾”最北端的、《塔纳赫》多次称为“以禄”和“以拉他”的、在穿越后的四十年来到的位置，会是当初的穿越位置吗？
如果真如一些人设想的那样，这个今天“亚喀巴湾”北端的、宽度只有约5公里的狭小区域是穿越地点，那么是什么致使《塔纳赫》在对同一关键事件的顺序叙述中，将这么重要的地点的名称从“哈希录”悄无声息地改为“以禄”/“以拉他”、而对此中的原因缄口不提呢？如果这里是穿越地点，那么在穿越后的四十年、漫长的旷野漂泊结束时，他们分明又回到了该位置（《申》2:8），如果这个放眼可及的5公里范围就是曾经使自己民族命悬一线的穿越处，是什么致使《塔纳赫》对这次重要的、令人感慨的“旧地重游”只字未提呢？
对这个问题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旷野漂泊结束时向“死海”北侧进发途经的“Suph海”边的“以禄”/“以拉他”、和在四十年前的穿越位置“Suph海”边的“哈希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理位置名称，《塔纳赫》从未提到或暗示过穿越的位置是“以禄”/“以拉他”、或者哪怕是这个位置的附近。这种脱离原文一体的信息，认为穿越处在北端的狭小区域内的主观猜想，在研究中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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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的缘于《塔纳赫》文字信息的分析，还有一个可用于判别可能的穿越地点的真实性高低的条件是考古遗迹。由于《塔纳赫》声称在穿越处大量的埃及追兵被淹没，因此合理的期望就是在可能的穿越处的水下应该能够发现人类、马匹的遗骸和车辆的遗迹。对于这个条件，在普通潜水能够抵达的范围，现在看来只有“努韦巴”处满足，而在潜水活动频繁的南端的“蒂朗海峡”和北端的“埃拉特”位置，从未有见发现这样的遗迹。
以下的⼀系列照⽚显⽰了“努⻙巴”和其周边的与“出埃及”可能相关的痕迹。
在（经外）古文献方面，“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中对“Suph海”穿越地点的特征的描述，也与“努韦巴”的地形特征极度相近。他写到埃及人“利用了他们认为希伯来人可能逃往的通道，将他们封锁在难以接近的悬崖和大海之间；因为[在两侧]有山脊延伸到海边，由于山势崎岖，无法通行，阻碍了他们的逃亡；因此，他们用军队在那里向希伯来人施压，那里山脊与大海相连；他们把军队部署在山脚下，以便切断他们进入平原的任何通道”。（《Antiquities of the Jews》II.15.3）。
综合所有的评估条件，在本节列出的关于“亚喀巴湾”中确切穿越位置的三个候选中，中段的“努韦巴”海滩是唯一满足所有条件的候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