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辨析“西奈山”
现在看来，“西奈山”的可能选项，其一是位于今“西奈半岛”中南部的“传统西奈山”，另一个是位于今“阿拉伯半岛”西北端的“Jabal Maqla”。“传统西奈山”的观点渊源始于公元三世纪，而人们对“Jabal Maqla”的认识开始于最近的五十年。
“传统西奈山”，今谷歌地图标为“Mount Moses （Sinai）”，位于“西奈半岛”的中南部（坐标：28°32′21.9″N 33°58′31.5″E），海拔2285米。它毗邻海拔2629米的“凯瑟琳山”（Mount Catherine）、也就是埃及的最高峰。“传统西奈山”和“凯瑟琳山”两峰顶相距约4公里。
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左右，由于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德西乌斯”（Decius）对早期基督教徒的迫害，大批基督徒来到今“西奈半岛”南部。如上节所述，缘于当时学者们对“西奈半岛”东侧“亚喀巴湾”存在的普遍认知缺失，熟悉“七十士译本”中所写“红海”穿越的人们，自然地将尼罗河三角洲近旁的今“苏伊士湾”认作为《塔纳赫》所指的“Suph海”（这在上一节有讨论）。顺理成章地，人们推测位于“苏伊士湾”东面的今天我们称为“西奈半岛”的区域应该存在着古以色列人典籍中所写的“西奈山”。
加之，一世纪的学者如“约瑟夫斯”曾写，“西奈山”是区域的最高峰（《Antiquities of the Jews》III.5.1），由此，“西奈半岛”的最高峰“凯瑟琳山”区域逐渐引起了这些对《塔纳赫》的文字感兴趣的三世纪人们的注意。
到了公元四世纪，推崇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到访该地，根据居住在当地的早期基督教徒发展形成的传统，在“凯瑟琳山”近前的今天的“传统西奈山”的位置（注12.1），修建了一座小型教堂。到了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下令在该处修建修道院，这就是今天的“传统西奈山”北侧山脚下坐落着的“圣凯瑟琳修道院”（Saint Catherine’s Monastery）的起始。
【注12.1：当时的人们最终选取了离“凯瑟琳山”约4公里的今“传统西奈山”作为《塔纳赫》中记录的以色列人领受“十诫”的位置，山下的平坦空地面积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实际考量。《塔纳赫》提供的信息表明，“西奈山”山下应能够允许大批人群居住和围绕“会幕”工整安营（见《民数记》2:1 – 3:39），而“凯瑟琳山”的山脚下不存在任何这样平坦的空间。今天的“传统西奈山”的北面恰好存在一定的平坦空间，并且山的北坡的坡度最小、从而成为自然的上山路径的起始点。本节稍后我们会阐明，“传统西奈山”的周边其实并无法满足《塔纳赫》提出的所有安营面积的要求。】
相对于“传统西奈山”，近年来很多人相信，《塔纳赫》文字所指的“西奈山”，其实是一座位于今天的“阿拉伯半岛”/“沙特阿拉伯”的西北角的、名为“Jabal Maqla”的山峰（坐标：28°35’44.4″N 35°20’03.9″E）。
“Jabal Maqla”是一座（从山前、即东面看的）三峰山，它的最高峰是最北面的那座山峰、海拔约2387米（中间山峰海拔约2292米、南面山峰海拔约2374米），它的山脚下海拔约1545米；在“Jabal Maqla”的山体顶部覆盖着黑色的岩石，而山体下部的岩石则呈浅棕色。这座山的西北向约7公里处，是“阿拉伯半岛”西北端的区域最高峰“Jabal al-Lawz”、海拔约2530米。
如果我们在上一节中分析得出的“以色列人自称的穿越的‘Suph海’是今天的‘亚喀巴湾’”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这直接导致的第一个推论就是，今天的作为旅游景点的、位于“亚喀巴湾”西面的“传统西奈山”应该就不会是《塔纳赫》文字中所指的“以色列人领受十诫的西奈山”，《塔纳赫》所指的“西奈山”应该是位于“亚喀巴湾”的东面，今天的“阿拉伯半岛”的区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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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里，我们用了很多的笔墨阐述，为什么今天的“亚喀巴湾”以及位于该海湾中段的“努韦巴”，才是《塔纳赫》所指的穿越位置最合理的选项；一旦这个位于“Suph海”的穿越位置确定，那么《塔纳赫》所指的“西奈山”是位于今“西奈半岛”的可能性就可被完全排除了。在之前介绍的那些原因之外，《塔纳赫》其实还给出了另一个定位“西奈山”（同时也间接定位“Suph海”）的关键地理线索，那就是古“米甸”（Midian）这个地理位置。
《出埃及记》写法老闻知摩西杀死了一个埃及人，“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出》2:15））。后来，米甸祭司将女儿许配给摩西（《出》2:21）；摩西为他岳父牧养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出》3:1）。
《出埃及记》4:19写神“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 ”
由此，我们确定，《塔纳赫》自己的文字分明是在说：“神的山是位于米甸”。
“米甸”这个词在古代的文献中时有出现，公元二世纪的地理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将它写为“Madiana”；而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管它叫“Madyan”。那么“米甸”是在哪里呢？
《妥拉》有用人名为地点命名的做法（如前述“以东”、“摩押”等），在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在迦南居住时，他的一个庶出的儿子中有一位叫“米甸”，“亚伯拉罕”为了让这些庶出的儿子离开“以撒”（为“亚伯拉罕”唯一从神应许所得的儿子），就将这些儿子打发到迦南的东面去居住（《创》25:1-6）。因此，仅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米甸”是位于古迦南的东向区域。
进一步地，弄明白另一个古地理概念“佩特拉阿拉伯”（Arabia Petraea），可以直接明了地带出古“米甸”的位置。
-《民数记》31:8写以色列人的军队在“死海”北面的“耶利哥”对面安营后，受神命去讨伐“米甸人”，他们所杀灭的米甸五王之一的名字是“利金”（Rekem）。
– “约瑟夫斯”写，“米甸人”的一个国王“Rekem”，他的名字与一座名为“Arecem”的城市同名（城市以建造它的国王“利金”之名命名），该城是整个阿拉伯的首府，它的希腊语名称是“佩特拉”（Petra）（《Antiquities of the Jews》IV.7.1）。
– 公元一世纪的犹太裔哲学家“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写，法老听说摩西杀死一位埃及人监工而感到愤怒，加上周围不断的流言蜚语，摩西“退隐到邻近的阿拉伯地区”（《On the Life of Moses》 I.9.47）。
– 使徒“保罗”（Paul）在公元一世纪有写“阿拉伯的西奈山”（《加拉太书》4:25）。
这些古文献中的信息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眼中，“米甸”-“佩特拉”-“阿拉伯”是能够连接在一起的地理概念。
在公元二世纪的初期，今天的“死海”至“亚喀巴湾”的周边地区存在着罗马帝国的两个行省，它们分别是位于“死海”/“加利利海”西侧的古以色列王国地域上的“犹地亚”（Judaea）行省（也称“犹太省”），和大致位于“死海”/“加利利海”东侧的今叙利亚南部、约旦、“西奈半岛”和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西北部大片区域的“佩特拉阿拉伯”行省。
“犹地亚”省是罗马统治者在公元前后的罗马附庸、“希律”王室的领地内设置。到了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在“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First Jewish–Roman War）中被罗马帝国将军“提图斯”（Titus，后成为罗马皇帝，他也是前文所述供养“约瑟夫斯”的人）攻陷、“第二圣殿”被毁；直到公元135年，恼于接连不断的犹太人起义的罗马统治者驱逐了原犹太人土地上的几乎所有犹太人，将原“犹地亚”区域更名为“叙利亚巴勒斯坦”（Syria Palaestina）行省。经过了一百多年左右，到了四世纪，“巴勒斯坦”（Palestine）已成为这一地区、也就是古迦南大致区域的新的通用名。
“佩特拉阿拉伯”是在二世纪初，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合并了“纳巴泰人”（Nabataeans）的地盘后，在该地区设置的边界行省，它的中心城市就是我们今天的古迹“佩特拉”（Petra）。“佩特拉阿拉伯”是在罗马帝国围绕地中海的东南角、与阿拉伯人的核心区域今“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设置的一个缓冲过渡地带。
在古代/近代西方世界的关于这一地区地图的众多版本中，多以这个公元初的罗马人的视角诠释地图上的地理地域名称。在这些地图中，“犹地亚”和/或“佩特拉阿拉伯”这两个名称被普遍用来标示和界定它们各自的地域。
下面两张近代的手绘地图很能说明问题，它们虽然都有或多或少程度的信息缺失或谬误（如第十一节中介绍过的那样，这些地图中基本漏画了“亚喀巴湾”，并且有些地形的轮廓、比例和方位都不准确），但无一例外地，它们都将“米甸”标在了“佩特拉阿拉伯”/“佩特拉”的南向/东南向。
这些地图中的信息告诉我们，至少在公元前后的人的概念中，“米甸”是位于今天的“阿拉伯半岛”的西北端，也就是“亚喀巴湾”的东侧，没有证据显示“米甸”这个地理概念曾经延申到“亚喀巴湾”西侧的今天“西奈半岛”的范围。
由于没有发现存世的标有“米甸”位置的更古老的地图，我们无法确知在约公元前1500年的埃及第13王朝时期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但考虑到地名在人类历史、文化和传统中的连续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米甸”作为地理位置的名称、它的含义曾经发生过改变，加之存世的古代文献一致地将它置于今“阿拉伯半岛”的西北区域，那么合理的推测就是，“米甸”自古以来都是指在今天的“亚喀巴湾”东侧、“阿拉伯半岛”西北端的区域。
同时，位于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西北端的城镇“Al-Bad’”，按照当地传统，这里的”Maghā’ir Shuʿayb” (the Caves of Jethro)是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Jethro，《出》18:1）的墓葬所在的位置。如果这个传统无误，那么今“Al-Bad’”、这片“阿拉伯半岛”西北端的大绿洲就是摩西在“米甸”生活时的主要居住地。
现代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认为，古“米甸”就是位于今天约旦的南部，“亚喀巴湾”以东，“阿拉伯半岛”的西北端，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的领土（见<图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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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换另一个考察的角度。《塔纳赫》记录的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驻足和安营面积的三个要求，可以为我们在考察候选的对象时提供进一步的评测标准。这三个要求分别是：
– “全体站立所需面积的要求”：《出埃及记》19:17要求以色列人都站在“西奈山”下；进一步地，《出埃及记》19:11、19:20连同《出埃及记》24:17，要求在“西奈山”下站立和宿营的所有以色列人都能够看到山顶的位置。
– “普通安营所需面积的要求”：《出埃及记》19:2要求以色列人能够在“西奈山”下安营。
– “围绕会幕安营所需面积的要求”：《民数记》2:1至3:39要求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和利未人的三个宗族，按照神指定的东、南、西、北的方位、围绕“会幕”的四周安营。
对本节“西奈山”的两个候选对象按这三个要求进行的评测，可以使用如下的方法进行。
一）先考虑全体站立时所需面积的情况。
在站立的人群中， 如果每一个人离他/她前、后、左、右的下一个人的距离都是一米（这是一个人群站立时舒适的间距），那么在一个长宽各100米的正方形区域内就可站下10,201人（即近似一万人）。这个数值的（近似）关系是：当每个人间隔是一米时，在一个边长为L米的正方形区域内可以站下(L+1)^2个人；或者说、当有P个人时，他们站立所需正方形的边长是(P)^0.5-1米。
根据<表3.4>列出的、《塔纳赫》所详细记下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和利未人的三个宗族、这总共十五组人各自的（可参战）男丁的人数，我们可以合理假设每一组人的总人数是男丁人数的三倍（即和男丁人口相等数目的成年妇女，以及相等数目的儿童加老年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合理假设以色列当时的总人口是约180万人（这里将它称为“正常情况”）。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上述关系将每一组人站立所需的正方形面积计算出来。例如，我们知道《塔纳赫》告诉我们说，犹大支派的男丁人数是74,600人，那么合理的假设就是犹大支派的总人口是这个数目的三倍，也就是223,800人。这些人站立、每人间距为一米，所需正方形的边长就是约472米。
使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得出其他十一个支派和利未人的三个宗族的总人口站立时、各自所需正方形的边长。于是我们得到了十五个大小不同的正方形，用以代表这十五组人站立时各自所需的面积。
注意，我们这里并不是说人群站立时一定会严格按组、间隔严格一米、组成各自的正方形队形、并且按我们以下两图中使用的方式排列；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对给出平面空间的面积进行近似评测、以检验面积的大小是否满足《塔纳赫》提出的以色列人口总数目的要求。具体地说，当我们将这十五个正方形排列入一个给定的区域时，如果我们发现区域的总面积远比这十五个正方形排布的面积为大，则我们有把握这个给定区域一定能够容纳下《塔纳赫》提出的总人数站立的要求；相反，对一个给定的区域，无论这十五个正方形如何排布，都无法使该区域将它们有效容下，并且我们发现给定区域的面积比所需的总面积小得太多时，则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对这个给定区域能够满足当时以色列总人数站立所需面积要求的可能性提出否定。
当我们使用这个“正方形辅助筛选法”对“传统西奈山”进行评测时，我们发现在“传统西奈山”近前的北侧山脚下位置，勉强能将这180万人站立所需的面积容下，但是我们知道在该山的北侧山脚下的人是无法看到该山位于南端的山顶的（这个在互联网上有文字为证）；在该山东侧的位置稍平坦的区域内，也是勉强能将这些人容下，但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应该也难以看到山顶。
但是“Jabal Maqla”山前的面积明显满足这个站立面积的需求，并且在该站立位置可以清晰看到该山的山顶。
二）再考虑普通安营时所需面积的情况。
在人群安营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对安营所需的面积进行估算。具体地说，我们可假设安营时每个人所需的最小面积是2平方米（2米长 x 1米宽）。当犹大支派的总人口为223,800人时，安营所需的最小理论面积就是447,600平方米，如果同样以正方形表示，那么正方形的边长就是约669米。其实，安营所需的实际面积要比单单的“人数乘以每个人所需的最小面积”所得的值至少再大约三成，因为在营地中各处需要留出公共空间（以供行走、准备食物、必要的储物等；另外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携带了一定数量的牲畜、它们也可能被放置在营中），由于公共空间可大可小，我们在对安营所需面积做推测时，只使用最小理论面积值（即“人数乘以每个人所需的最小面积”）。
使用这个方法，可依次得到这十五组以色列人安营时所需的最小理论面积，也各自用正方形表示。
同理，当我们评估一个给定区域能否容纳下《塔纳赫》提出的总人数安营的要求时，如果我们发现给定区域的面积远比这十五个代表安营所需面积的正方形的和为大，则我们能够肯定这个区域一定能满足以色列人群安营的要求；相反，如果给定区域的面积远比这十五个代表安营所需面积的正方形的和为小，则我们几乎可以确信这个给定区域无法满足当时以色列总人数安营的要求，因为实际中还有额外的至少约三成的公共空间没有考虑在这些正方形代表的面积和内。
按照上述的普通安营的面积需求对“传统西奈山”与“Jabal Maqla”分别进行评估，发现二者均满足这个普通安营的理论面积需求，区别在于，“传统西奈山”的安营要求人群必须以线性排列、无法像“Jabal Maqla”山前那样人群可以聚在一处。
三）最后考虑围绕“会幕”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安营时所需面积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安营的特殊性在于严格的方位要求。按照神给出的指示，“犹大”、“以萨迦”、“西布伦”这三个支派需要位于“会幕”的东面，“吕便”、“西缅”、“迦得”这三个支派需要位于“会幕”的南面，“以法莲”、“玛拿西”、“便雅悯”这三个支派需要位于“会幕”的西面，“但”、“亚设”、“拿弗他利”这三个支派需要位于“会幕”的北面；并且，“利未人”的三个宗族“革顺”、“哥辖”、“米拉利”需要紧临“会幕”、而分别位于它的西、南、北三面，（另外摩西和亚伦的家族需要紧临“会幕”的大门、也就是位于它的东面，但由于对这两家的总人口《妥拉》未作说明，估计各自大约在千人左右的量级，我们在估算所需面积时暂且对其所占的面积使用概略表达）。
同理，下两图中代表安营所需面积的正方形是为本节评估目的采用的，《妥拉》并未要求这种安营情况下每个支派的营地必须为正方形，实际的每个支派营地的形状很可能是各自具有等效面积的矩形。
按照这个围绕“会幕”的指定方位安营的要求对“传统西奈山”进行评估，我们发现“传统西奈山”的山前无论如何也无法容纳下哪怕是120万人口（这里将它称为“极限情况”）安营所需的理论面积，由于我们知道实际人口一定远比120万人为多（注12.2）、并且实际的安营面积应该会比理论面积再大出至少约三成，我们有理由相信，“传统西奈山”山前的空地面积不可能满足这个围绕“会幕”安营的特殊要求。
【注12.2：我们这里管“总人口是一百二十万人”这个假设叫“极限情况”，因为按照常理，当二十岁以上的、可参战男子的人数是约六十万时，总人口一定远比它的两倍、也就是一百二十万人为多，因为儿童和老人还没有计算在内。并且我们知道，按照《塔纳赫》的叙述，迫于埃及人对以色列出生男婴的残害，这时以色列人中的男子数目应该比女子数目少，也就是说这时以色列人中二十岁以上的女子人数应该比二十岁以上的男子人数为多；那么合理的结论就是，如果二十岁以上可参战的男子是六十万人时，总人口一定远比一百二十万人为多。】
再对比“Jabal Maqla”山前的空地，我们看到这里完全满足会众围绕“会幕”安营的这个特殊要求，当假设以色列人口是一百八十万人时，无论是理论面积（见图12.15示），还是实际面积（比理论面积再大至少三成），全部绰绰有余。
至此，单单根据山前的面积，我们看到，如果遵循《塔纳赫》的文字，“传统西奈山”无法完全满足文字中信息所指，而“西奈山”的另一个候选“Jabal Maqla”又一次通过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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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考古勘察方面，不出意外地，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结束、以色列军队对“西奈半岛”的占领期间，若干年内以色列人对“西奈半岛”的中南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这些活动并没有在这个地区发现任何与“出埃及记”记载相关的遗迹、以及相关部落（如“米甸人”）在该地区存在的考古学证据。
而对于和“西奈半岛”隔着“亚喀巴湾”对望的古“米甸”，也就是今天的“阿拉伯半岛”/“沙特阿拉伯”的西北角的区域的关注，起始于已故圣经考古爱好者、美国外科麻醉师“Ron Wyatt”。
在1970年代，对位于“西奈半岛”中部的“传统西奈山”的真实性感到疑虑的Wyatt先生，租用了一架小型飞机，在“西奈半岛”东侧的“亚喀巴湾”上空飞行，他注意到“亚喀巴湾”的中段部分的西岸存在一个从群山之间探出的醒目的海滩，在山间只有一条蜿蜒的道路（前述“Wadi Watir”）能够达到海滩。熟悉《圣经》“出埃及”文字的他意识到这个位置与《出埃及记》描述的以色列人在穿越前被埃及军队围困的海滩的细节极为吻合，这个海滩就是“努韦巴”。
在1978年，Wyatt先生带着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来到“努韦巴”，他们在“努韦巴”海滩的南端发现了一根躺倒在海滩上的高度约为五米、直径约0.9米的圆形浅红色花岗岩石柱，一面侵蚀严重，该石柱后被当时的官方（这时的“西奈半岛”仍被“六日战争”后的以色列军方控制）重新立起固定（相关图片见<图11.16>）。在“努韦巴”处随后的潜水探查中，他们在约20米至60米深的水下、约两公里多长的范围内，发现若干疑似车轮和轮轴状的珊瑚礁（相关图片见<图11.17>至<图11.20>）。
在此之后，Wyatt先生的一位朋友通过查看地图，指出在“亚喀巴湾”东岸的、今“沙特阿拉伯”西北端区域内的群山中，区域的最高峰“Jabal al-Lawz”的山下有大片平坦区域，基于此前对“努韦巴”海滩的认识，这引起了Wyatt先生对“Jabal al-Lawz”附近可能才是《圣经》中描述的的“西奈山”区域的猜测。
在1984年，经过了多次申请沙特签证而不得的经历后，Wyatt先生带领两个儿子，冒险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今沙特境内，设法来到“Jabal al-Lawz”（阿拉伯语“扁桃山”/Mountain of Almonds）山前。他们在“Jabal al-Lawz”东南方向约7公里的“Jabal Maqla”（阿拉伯语“烧焦的山”/Burnt Mountain，当地的传统管这座山也叫“Jabel Musa”即“摩西山”）山前发现了众多和《出埃及记》描述相关的如祭坛、石刻（画）等的遗迹。
沙特官方最终将这三位非法闯入者拘捕，并怀疑他们是以色列间谍。在审讯中，为了验证Wyatt先生自述的“正在寻找真实的‘出埃及’穿越处和‘西奈山’”的说法，沙特官方将Wyatt先生押上一架直升机，在“亚喀巴湾”东岸沿海岸飞行。当Wyatt先生看到西面对岸的“努韦巴”后，直升机降落在沙特境内的“努韦巴”对面的东岸。这时，他们在东岸的海滩上发现了一根和在对面“努韦巴”处同样大小、形状和石材的石柱，仍然矗立在海滩上。根据Wyatt先生的回忆，他当时看到这根在东岸的石柱上仍然存有古代铭文；根据Wyatt先生的说法，铭文的书写使用的是类似古“腓尼基”（Phoenician）字母，据他认为，可能包括“所罗门”、“摩西”、“埃及”、“法老”、“死亡”等字（注12.3）。这根在“努韦巴”对岸的石柱随后被沙特方面移除（据信被放倒并沉入岸边的海水中），这根据称保留有铭文、更关键的石柱至此没有留下照片和影像，沙特方面只在原位置放置了一枚嵌于水泥中的金属钉作为标记（相关图片见<图11.22>）。
【注12.3：没有证据表明Wyatt先生能够阅读古希伯来文。笔者认为Wyatt先生能够在现场、没有辅助工具的情况下读懂这根石柱上的古文字的可能性不高，这些与“出埃及”高度相关的敏感词很有可能是Wyatt先生根据自己的宗教热情设想的。除非这根被移除的、上边保留有古铭文的石柱被找到并被验证，他的这条关于石柱铭文内容的声称很难作为有效证据。从另一个方面看，花岗岩并非产自该地区，因此这（两）根石柱或其原材料应该是从其它地方运至这里的，这个尺寸的石柱的重量约在十吨，将石柱从陆地运到海边需要经过蜿蜒漫长的循山路途从而绝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它（们）被运到海边很可能是通过船运；而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在“以旬迦别”拥有自己的海港（《王上》9:26），因此认为它（们）是在“所罗门王”时期被放置在这（两）个人迹罕至的荒滩上应该是一种合理推测。】
在被沙特官方扣押了75天后，父子三人被沙特人交予约旦官方，而后他们被释放。
到了第二年，一位听闻此事、对“西奈山”真实位置感兴趣的沙特王室成员设法以探矿的名义给予了Wyatt先生合法签证，Wyatt先生带领一行人再次来到“Jabal Maqla”。这时他们发现沙特官方已经将Wyatt父子上次到访时看到的众多遗迹地点用围栏封锁。一行人在这次到访中发现了他们认为和“出埃及”相关的一枚金镯（《出》12:35-36），由于他们尝试在现场寻找进一步的考古证据，与到访的目的“探矿”不符，这次的到访者仍旧以被沙特官方扣押和驱逐结束。
至此之后，Wyatt先生再也未进入过沙特境内。Wyatt先生两次到访“Jabal Maqla”的影像记录和笔记全部被沙特官方没收。
随后的若干年中，Wyatt先生的经历逐渐被外界所知，之后的四十多年中陆续有多个团体和个人来到“努韦巴海滩”和“Jabal Maqla”山探查，除了Wyatt先生在“努韦巴”对岸发现的石柱和在“Jabal Maqla”处发现的金镯无法有效考证之外，在“努韦巴”处的石柱、“努韦巴”水下的疑似车轮和轮轴状的珊瑚礁（外加陆续在水下发现的马匹和人类的零星遗骨）、“Jabal Maqla”处众多和《出埃及记》描述相关的遗迹均被这些后来的到访者证实和记录。
关于“努⻙巴”及其周边的与“出埃及”可能相关的痕迹的图片，在第十一节中已经列出，请参<图11.16>至<图11.22>。
在这里，目光关注于本节的主角，以下的一系列照片显示了“Jabal Maqla”和其周边的与“出埃及”可能相关的痕迹。
另外，从有据可查的考古考察角度，1990年代，沙特方面对“Jabel Maqla”山脚下的“L型垒石结构”进行了短暂的勘察和小范围考古发掘，沙特方面对这个结构的初步结论为这是个罗马/纳巴泰时期（采石）工人居住和储藏的场所。但也有学者反对这个论断，因为同一个建筑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人用作不同的用途并不罕见，仅凭地表附近发现的纳巴泰陶片就推测建筑最初是成型于纳巴泰时期，并不十分能站住脚。
在上图中所示的的第6和第7区的地下一米的范围内，发掘发现了大量形状和大小各异的陶片，以及一层由灰烬、木炭和骨头与其它有机物包括动物粪便混合组成的物质遗迹；在第2区，有名为Jim Caldwell的探查者发现地下一米的范围内有大量的黑色灰烬和少量陶片、沙特方面的发掘报告也记录这个位置的地下有灰烬。如果这个“L型垒石结构”确实是《塔纳赫》所指的“西奈山”山脚下的“摩西祭坛”，那么上图中的第6和第7区应该是畜养牛羊的区域，第4区应该是屠宰区，第2区（可能也包括第3区）就是献祭区。以色列人建造的频繁使用的祭坛由于需要持续不断地对献祭者事先进行洗礼、再为造物主献上无瑕疵的牺牲的鲜血、并且要将牺牲的特定部位献为燔祭，因此就近有可取的活水会带来极大的便利。这个结构确实是修建在“Jabel Maqla”山脚下的（原有）溪流旁边，从第1区向西的几米之外在当时就可能存在活水。
在《列王纪上》19，记述了先知“以利亚”（Elijah）在和假神“巴力”（Baal）的先知们在“迦密山”（Carmel）斗法取胜后，被北国以色列的国王“亚哈”（Ahab）的妻子、王后“耶洗别”（Jezebel）以性命相威胁，“以利亚”选择逃离，后从“犹大的别是巴”（Beersheba）走了四十天，来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在“出埃及”后的约六百年，以色列人仍能够在荒野中步行超过400公里（从“别是巴”到“Jabal Maqla”）来到“西奈山”，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对去到神的山的路径有详细的记录，并且在他们的祖先到过的“西奈山”存有后人能够理解的文化标记；从标记这个角度看，现今的“Jabal Maqla”区域丰富的石画刻也符合这个特点。
下表对“Jabal Maqla”区域的若干与“出埃及”相关的可能遗迹的位置做一记录。
*根据埃及法律，禁止私自从“亚喀巴湾”打捞水下标本或文物。“沙特阿拉伯”方面也不允许在其境内私自进行勘探活动。*
下表对“传统西奈山”与“Jabal Maqla”，也就是《塔纳赫》所指的“西奈山”位置的两个候选，在本节的一系列评测标准下的表现，做一最后总结。
《圣经》的文字（包括文字信息中对人群站立和安营所需面积的要求）、古代学者的文献、古代地图和现代考古，均不支持《塔纳赫》描述的“西奈山”是位于今天的“西奈半岛”的观点。相较于“传统西奈山”，今天的“Jabal Maqla”是《塔纳赫》所描述的“西奈山”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第十三节. 四十年的路程
我们在这里将《塔纳赫》自述的“出埃及”后以色列人的行程做一简要介绍，这样做的意图至少是两方面的。其一，这些行程描述、特别是穿越“Suph海”前的行程描述，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为何第十一节中涉及的 “苏伊士湾穿越说”、和“三角洲东侧内陆湖穿越说”两者都不是符合《塔纳赫》描述穿越处的合理选择，唯一符合以色列人文存描述穿越处的合理选择是“亚喀巴湾”，这同样也涉及到第十二节中谈到的符合《塔纳赫》描述的“西奈山”的辨析问题；其二，这可以使我们对《塔纳赫》中记述的“出埃及”行程中的若干重要位置进行重点评估，以探查它们是否真能对应到真实的地理位置。
对“出埃及”事件，包括从离开埃及、来到“西奈”、再到三十八年的旷野漂泊结束时，这四十年中以色列人途经的众多地点名称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三卷书中的相关不同章节中、各自均提供了记述，但是就行程的总体来说，每卷书中记录的事件发生时段有先后、各自所侧重的主题也不同，没有一卷书对这四十年中所途经的所有地点提供了整体的记录（注13.1）。同时，根据地名进行的行程推测的难点在于，有些位置的地名很明显是摩西根据当时在当地发生的事件而现场赋予的（例如“他备拉”、“基博罗哈他瓦”、“何珥玛”等），甚至有时不同的两个位置会被赋予相同的名字（例如“米利巴”）；而且常识告诉我们，同一个位置、同一个路线可用不同的地理关系和参照描述；加上在以色列人这些年的行程中、有若干位置他们可能经过不止一次（例如“西珥山”）。我们所能做的，是将这三卷书中关于路程的信息尽量整合，以期得出以色列人行程的比较整体的图景。
【注13.1：《出埃及记》记从离开埃及至来到“西奈山”，《民数记》（行程总括的第33章除外）记从离开“西奈山”至来到“耶利哥”对面的约旦河东，《申命记》是对行程的回顾、记从来到“西奈山”至来到“耶利哥”对面的约旦河东。】
《出埃及记》（Exodus）这卷书包括的内容，从“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实行对以色列人的奴役和迫害开始，一直写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领受“十诫”、摩西为再犯邪淫参拜偶像的以色列人代祷、在“西奈山”前以色列人按神命设立约柜、“会幕”和祭司（注13.2）为止。
【注13.2：在“西奈山”，神赐以色列人“十诫”和典章并与以色列会众立约（《出》20-24）；神命以色列人设立约柜、会幕、祭司和献祭（《出》25-30），有规律的、细节繁复的向创世者献祭的制度被清晰地确立。与之前献祭需要人手搭建祭坛不同，“会幕”设立后献祭活动都在“会幕”的设施内进行。
《出埃及记》40:12-16记，神要求摩西将他的哥哥亚伦和亚伦的儿子立为祭司，要让“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
在正统犹太人社区中， 存在着一类特殊的人群，他们被犹太人称为“כֹּהֵן”，英文为“Kohen”（严格地说为复数Kohanin），在犹太教中它的意思是“亚伦子孙”（Aaronites），根据《塔纳赫》/犹太教传统，祭司必须出于利未支派的亚伦的后代。
在以色列民族早期历史的“会幕”时代和圣殿时代，只有“利未人”被允许在“会幕”和圣殿的院落内进行服侍，而那些被称为“Kohen”的犹太教祭司是唯一能够在“会幕”和圣殿中施行犹太教仪式的人；特别地，在圣殿尚存的年代，会众都要在“Kohen”人群中选出一位大祭司，他的主要职责是施行每年一次的“赎罪日”（Yom Kippur）的仪式。在“第二圣殿”被毁后，“Kohen”的职责实际上落空，而犹太教也进入了“拉比时代”，但是“Kohen”的世袭制度和人群身份在犹太人社区中仍然得到持续的传承和尊重。
经过数次流散（这主要包括公元前八世纪亚述灭“北国以色列”、公元前六世纪巴比伦捣毁“第一圣殿”灭“南国犹大”、以及公元一世纪罗马军队捣毁“第二圣殿”），犹太人被分散到世界上的非洲、欧洲、中东、美洲、亚洲等的多个地方；但是各地的犹太社区均声称，自第一位大祭司（亚伦）以来，他们一直遵守着犹太祭司身份传承的非常严格的规定。他们甚至声称，他们的家谱记录了这一点，这些家谱涵盖了非常长的时期，以确保祭司世系信息的传承。
也就是说，今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Kohanin都声称，他们彼此有同一家族血缘关系、并且都继承了的家族血统，而这些血统都与第一位大祭司“亚伦”有关；并且根据他们的家谱，自“亚伦”到现代，他们平均经过了一百代出头。
通过现代DNA技术的研究，对今天欧洲、非洲和以色列的Kohanin人群的Y染色体进行了采样比较，学者们发现：
– 这些不同地域的人的DNA中存在被称为CMH的“单倍型”（Haplotype），该“单倍型”在非Kohanin的犹太人群中并不存在；
– 这显示这些Kohanin人群确实有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
– DNA数据推测，众多Kohanin人群的这位共同男性祖先生活在距现代的106代之前，这与Kohanin人群的家谱中记录的代辈信息相符。（我们已经知道，“亚伦”是生活在约公元前1447年左右，因此DNA数据得出每代之间的平均间隔约为33年）。
这样，现代DNA科技显示，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中的Kohanin传统，与《妥拉》文字中提供的犹太教大祭司身份的起源信息相符。】
《民数记》（Numbers）这卷书的希伯来语“במדבר”的意思是“在旷野/在沙漠”。它从神要求在“西奈山”的以色列人数点军事人数开始，接着写神要求以色列人离开西奈、来到位于迦南南侧的“巴兰旷野”的“加低斯巴尼亚”、派出窥探迦南地区的十二个探子、以色列会众被十个探子负面的报告吓破胆而拒绝进入迦南、神命定以色列人需要在旷野漂泊四十年，再下来写漫长的旷野漂泊结束后、以色列人绕“以东”和“摩押”东面的远路来到“死海”北部、在约旦河东岸面对着“耶利哥”安营、进行了第二次军事人数计数、准备开始对迦南地的征服为止。在整卷《民数记》中，第33章对于我们行程的整理比较特殊，在《民数记》33:3直到33:49这些节中，保存了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对四十年来以色列人行程安营地点的回顾和记录。
《申命记》（Deuteronomy）这卷书是写，在“出埃及”后第四十年十一月，摩西已在神的知会下了解到自己不能进入“迦南”这个应许之地，他在“死海”以北的约旦河口的东岸、自己即将离世前对以色列会众的至情至理的劝慰和勉励。摩西回顾了自打离开“西奈山”以后以色列人的历程，重申了神对以色列人的诫命和以色列人当谨守的律法、典章，要求以色列人世代恒常记住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警告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多次偏离神的道、行神眼中看为败坏罪恶的事从而惹动神的烈怒，要求会众效法神那样忌邪僻、行公义、好怜悯，同时向全体以色列会众陈明祝福与咒诅的话；摩西进而从神预言，以色列人将来必会再行败坏、违背与创世者在西奈所立的约、事奉假神而被祂抛在万国之中，但神也怜恤祂的子民而会将他们从万民中重新招聚回应许之地、神必将一切咒诅加在仇敌和恨恶逼迫“雅各”会众的人的身上。在为神赋予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使命奔忙了四十年之后，一百二十岁的摩西为所有以色列人说出最后的祝福，在神命下登上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东岸“亚巴琳山”中的“尼波山”（into mountain Abarim, unto mount Nebo，《申》32:49）、在神的指引下观看祂对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的应许之地后在山上离世，摩西的遗体被创世者亲自安排安葬。这时是“出埃及”后的第四十年，也就是约公元前1407年。
《塔纳赫》对从三角洲东部的“兰塞”（即本文介绍的“阿瓦里斯”）启程，一直到来到“死海”北面的“耶利哥”，这四十年的行程，一共列出了四十多个安营的地名，如果加上单单路过的地名，总数就更多，很多地名的现代位置还没有搞清楚。即使是安营地点，很多也可能只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路过、停留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几天；并且对这种一次性路过、短暂停留的地点，《塔纳赫》除了地名、及前后站的地名外没有提供其它任何信息。故此，想要将每一个地点的确切位置都搞清楚是有很大难度的，在《塔纳赫》传世后还没有一个人做到过。
好在了解每一个地点的确切位置对我们理解以色列人路程的整体图景是不必要的。本节会着重介绍几个地点的最可能的位置。当我们按《塔纳赫》的文字理解了以色列人到达各地点的时间先后，就能够将这几个位置串联成线，对他们的路程和经历形成总体的认识。
当然，前面我们已经用很多篇幅着重推理了以色列人在神力庇护下穿越的“Suph海”也就是“亚喀巴湾”的方位、在该海湾中最有可能的穿越位置“努韦巴”、和全体会众来到的“西奈山”的最有可能的位置“Jabal Maqla”，这些信息我们在这节就不再重复了。
先看一下《塔纳赫》自己记录的关于“出埃及”经历的所有重要时间信息。
– 第一年第一个月（“亚笔月”/“the month Abib”）的第十五日，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出》13:4、《民》33:3）；
– 若干天（约二十天）后到达“Suph海”的穿越处；
– 第二个月的第十五日，到达“Suph海”对岸的“汛的旷野”（wilderness of Sin）（《出》16:1）；
– 第三个月的第一日（根据希伯来原文，中文译文在此处表达不准确），到达“西奈的旷野”（wilderness of Sinai）（《出》19:1）；神赐以色列人“十诫”，与以色列人立约，命以色列人设立约柜、会幕、祭司和献祭，赐以色列人法版等事件都在这里发生；
– 在西奈停留约十一个月后，第二年二月二十日，离开西奈（《民》10:11-12）；
– 此后来到距“西奈”十一天路程距离的、迦南南侧的“加低斯巴尼亚”（Kadesh-barnea）（《申》1:2），这里也叫“巴兰旷野的加低斯”（《民》13:26）；
– 在这里派出十二个探子，从南侧进入迦南；四十天后探子归营，以色列人选择相信其中的十个探子的全然负面的信息、因为惧怕而拒绝进入迦南；神定以色列人要在旷野漂泊四十年（《民》13至14）；
– 以色列人离开“加低斯巴尼亚”，在“西珥山”（mount Seir）附近开始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旷野中的漂泊（《申》2:1）；《塔纳赫》对这三十八年的经历记录很少，我们所知道的事件只有利未人“可拉”聚众反叛（《民》16），以及神使亚伦的杏木杖发芽、生苞、开花、结果（《民》17）这两件；
– 离开埃及后的第四十年，以色列人来到“何珥山”（Mount Hor）；五月初一日，亚伦登“何珥山”去世（《民》33:38）；
– 终于，神命以色列人结束在“西珥山”的绕行，北上，向“死海”北面进发（《申》2:2-3、2:8）；
– 同一年的十一月初一日，这时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死海”北面、在“耶利哥”对面的约旦河东岸安营，摩西向以色列人回顾“出埃及”的历程（《申》1:3）；
– 不久之后，摩西登“尼波山”（mount Nebo）离世（《申》34:1-6）。
以下是在这四十年中若干有助于理解以色列人“出埃及”行程路线的位置。
1）“以倘”（Etham）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先在“疏割”安营，“疏割”应该离埃及的边境不远，确切位置不明；离开“疏割”的下一站就来到了旷野边的“以倘”（Etham）安营（《出》13:20）。
除地形外，在野外的长途行进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就是水源，尤其在古代，很多时候行进队伍都是紧贴着溪流、湖泊这样的淡水水源等移动的。以色列人在希伯来历第一个月“亚笔月”十五日离开埃及（《出》13:4、《民》33:3），这个时候对应今天公历的三月至四月间，接近“西奈半岛”的雨季末期。“西奈半岛”北部的存在着若干河谷网络，如果赶上降雨充沛的年份，这个时候的“西奈半岛”北部会在平原地区和丘陵地带的各种洼地形成大小不一的水塘，每隔几公里就能找到淡水，足以保证人和牲畜的饮用水供应。
《诗篇》68:7-9写：“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奈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
《士师记》11:16写：“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低斯”（这里的“红海”希伯来原文对应英文写作“Yam Suph”）。这条信息对前文介绍的“苏伊士湾穿越说”和“三角洲东侧内陆湖穿越说”再次构成挑战，因为如果穿越发生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近前，很难说“经过旷野”到达穿越处。
我们知道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同源，都属闪族语言，语言学研究指出，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前，这两种语言享有数量巨大的“同源词”（cognates）。在阿拉伯语中“Et-Tihama”被用来指“阿拉伯半岛”西侧的频临红海的土地，该词阿拉伯语意为“极热少风”/“severe heat and lack of wind”；有学者指出，“Tahama”可被解释为“向海倾斜的土地”/“land sloping towards the sea”，而“Tihamah”泛指“低地”。根据阿拉伯语转化希伯来语发音的规律，希伯来语的“以倘”/“Etham”和阿拉伯语的“Et-Tihama”极有可能是“同源词”。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塔纳赫》中写的“以倘”（Etham），是在今天的“亚喀巴湾”北侧的、靠近“阿拉伯半岛”连接处、海拔在7公里内骤降约600米、靠近海边的坡地周边区域。
如果从这个位置继续向东行进，就离开了今“西奈半岛”北部的旷野而进入了（人口较多的）古“米甸”区域，从迦南人和米甸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位置正好位于“旷野边”，这能够解释为何经文说“旷野边的以倘”。
在“以倘”营地时，神下达指令，让以色列人转头去往“比哈希录”前安营（《出》14:2），为下一步即将到来的“开红海”的神迹做铺陈。这里使用了希伯来语动词“שׁבוּ”，意为“返回、转回”/“return”，暗示着方向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不仅仅是轻微的转向。
一旦行进队伍在这个位置向“亚喀巴湾”的中段转向，这就构成了一个由初始的“向东”改为“向南”的“转向”路线，以色列人就此进入了一个西侧是连绵不断的山峦、东侧是今“亚喀巴湾”的逐渐缩窄的地形“口袋”，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塔纳赫》写“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出》14:3）（注13.3）。
【注13.3：我们由此也可以合理推知，在行进队伍末尾可能有埃及人的密探。】
（“以倘”可能位置的坐标：29°36’10.3″N 34°49’53.7″E）
2）“比哈希录”（Pihahiroth）/ “哈希录”（Hahiroth）
《塔纳赫》/《妥拉》中有四处记下了以色列人穿越位置及周边的地名（地标）：
-《出埃及记》14:2：“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希录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力洗分靠近海边安营。”
-《出埃及记》14:9：“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希录对着巴力洗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
-《民数记》33:7：“从以倘起行，转到比哈希录，是在巴力洗分对面，就在密夺安营。”
-《民数记》33:8：“从比哈希录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书珥旷野，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玛拉。”（笔者注：此处希伯来原文无“书珥”一词。）
根据中文译文，这四处一共涉及到了关于穿越处的三个位置地名（或地标），它们就是“比哈希录”（Pihahiroth）、“密夺”（Migdol）、和“巴力洗分”（Baalzephon）。
这四处经文中唯一共同出现的地名（或地标）是“比哈希录”。如果单单读中文或英文译文，无法清晰理解这四处经文中“比哈希录”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是回到希伯来原文，原文中隐藏着一层译文中很难表达出来的信息。
在前三处，也就是《出埃及记》 14:2、《出埃及记》 14:9、《民数记》 33:7中，“比哈希录”的希伯来文写作“פִּי הַחִירֹת/Pi-hahiroth”。这三处经文告诉我们，这里是以色列人穿越前安营、也是埃及军兵追上以色列人的位置。“פּי/Pi”的意思是“入口”，“הַ/ha”是定冠词，“חִירֹת/hiroth”据推测可能是源自“חוֹר/hur”其原意为“洞、孔、谷、缝隙”、因此“Pi-hahiroth”可被意译为“山峡的入口”（the mouth of the gorge）。
在第四处，《民数记》 33:8中，中文（和合本）/英文（KJV）使用的“比哈希录”/“Pihahiroth”并不准确，希伯来原文这里写的是“הַחִירֹת/Hahiroth”，并没有“פּי/Pi/比”、而只是“哈希录”/“Hahiroth”。如前述，我们知道“哈希录”的含义应该是“山峡”（the gorge）。这里是穿越发生前人群所处的最后位置。
这样，联合这四处经文，我们知道关于穿越处，《塔纳赫》原文其实是涉及了四个位置地名（或地标），这比译文多出来的一个是“哈希录”（“山峡”），原文给出的信息应该是这样的：
-《出埃及记》14:2：“……转回、安营在‘比哈希录’/‘山峡的入口’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力洗分靠近海边安营。”
-《出埃及记》14:9：“……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希录’/‘山峡的入口’、对着巴力洗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
-《民数记》33:7：“……转到‘比哈希录’/‘山峡的入口’、是在巴力洗分对面、就在密夺安营。”
-《民数记》33:8：“从‘哈希录’/‘山峡’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
这四处经文应该是在说，最后穿越发生的位置，和以色列人先前安营、并被埃及军兵追上的位置并不是一处；如果我们对“比哈希录”对比“哈希录”的含义解读准确的话，是在“比哈希录”/“山峡的入口”安营和被埃及人追上这件事发生在前，而在通过“哈希录”/‘山峡’而来到它对面穿越“Suph海”这件事发生在后。
如果我们查看“努韦巴”处的地形，在没有现代的沿海公路之前，来到“努韦巴”的滩头的唯一的一条路线确实是一条蜿蜒的、总长约37公里（从入口位置29°09’28.4″N 34°29’28.8″E见<图13.3>到“努韦巴”）的山峡，它其实是一处季节性河流，名字叫“Wadi Watir”。“Wadi Watir”的入口在距离“亚喀巴湾”西岸约20公里的山谷中、朝北，它的出口在“亚喀巴湾”岸边的“努韦巴”、朝东，从入口到出口的地势一路下行，高差约450米。根据第十一节中给出的行进速度，这个“Watir山峡”理论上可在约8小时内走完。
同时，在对人群移动速度的研究中，一个常用的观察数据，即“1.5人每秒每米宽”，可以用来让我们估算当人群通过狭窄道路时所用的时间。通向“努韦巴”的路径“Wadi Watir”的最窄处是约20米（最宽处是约600米），如果山峡这处的宽度自那时起不曾因天然力改变过，那么180万人通过该最窄处所需的时间约为17小时（瓶颈时长）。
故此，如果当初以色列人确实是通过了“Wadi Watir”离开了最后的安营地点而来到穿越处的海滩“努韦巴”，这个过程大约需历时约20小时。
《塔纳赫》没有给出追击以色列人的埃及军兵的总人数，只写法老“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出》14:6-9）。“约瑟夫斯”写追击以色列人的埃及军兵“有六百辆战车、五万骑兵和二十万步兵”（《Antiquities of the Jews》II.15.3）。
在《出埃及记》14:9-21中给出的穿越前的事件顺序是：
– 在‘比哈希录’/‘山峡的入口’，以色列人最后安营的地方（笔者认为这里位于“Watir山峡”的入口处），以色列人发现埃及军兵从远处追来；
– 摩西要求会众不要惧怕，神让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继续往前走（笔者认为这之后以色列人通过了“Watir山峡”）；
– 神的使者和云柱挡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中间，终夜两下不得相近（笔者认为这时埃及人被挡在了“Watir山峡”入口以外的位置）；
– 摩西向海伸杖，大东风刮起，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 （这时以色列人已经相继来到了“努韦巴”海滩，而埃及军队正在通过“Watir山峡”）；
– 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
– 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的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这样我们就看到，《塔纳赫》原文通过使用“比哈希录”和“哈希录”的区别，极为小心地保留了穿越处的地理地貌特征（可惜这个精细的拼写和含义的区别在译本中缺失了） 。并且，这进一步显示“努韦巴”是现在看来最符合《塔纳赫》中信息要求的穿越处候选 。
进而，我么也可以接着尝试分析一下前三处经文中记录的穿越前安营和遭遇埃及追兵的位置时，出现的“密夺”和“巴力洗分”这两个地名（或地标）的含义。
“密夺”（Migdol），希伯来原意是“塔”。“Baal”的意思是“君主”、“Zephon”的意思是“北”，“巴力洗分”（Baal-Zephon）字面意思是“北方之主”。
Dr. Fritz在他的书中认为，“密夺”是指今天的“西奈半岛”南部醒目的山群，而“巴力洗分”可能是指位于安营地点的北向的“Jebel Aqra”（注13.4）山，我们这里说的“Watir山峡”入口的方向恰好正对着距这里约765公里的“Jebel Aqra”的方位。
【注13.4：“Jebel Aqra”位于今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境的地中海边，海拔1728米，是古代地中海航海者的地标，也是雷暴聚集地。（这里位于第四节中提到的“乌加里特”的北面30公里。）这里曾是黎凡特/迦南原始宗教中对风暴神祗“巴力”（Baal）的祭祀场所，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在摩西的时代，使用地中海进行贸易的埃及人可能对该山的位置和作为地标的含义并不陌生。由于该山位于亚伯拉罕居住的迦南的北面，而且在亚伯兰受神召从“哈兰”（Harran）来到迦南的路途附近，以色列人可能很早就注意到了它的方位，而“Zephon”则成了希伯来语中“北”的代名词。“巴力”也是《塔纳赫》中当时迦南地区流行的、创世者要求以色列人除灭的偶像假神的名字。今天的Google Maps将“Jebel Aqra”这里标为Mount Kılıç。】
坦白地说，笔者对Dr. Fritz的对“密夺”和“巴力洗分”这两个地标的含义的解释有保留意见。笔者认为在当时没有高水平的地图的情况下，从摩西的视角来看，他可能不容易意识到会众从“以倘”改变行进方向后将要去往的下一个安营地点“比哈希录”，跟前就是“西奈半岛”南部的山群（毕竟“塔”和“山群”的形象有别）、且（“比哈希录”）山峡的入口正好对着遥远的“Jebel Aqra”；因此笔者猜测文字这里的“密夺”和“巴力洗分”可能是另有所指，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它们所指的是什么。
3）“以琳”（Elim）
“以琳”是完成穿越后的第二个安营地点。
《出埃及记》15:27写：“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在今“亚喀巴湾”东侧不远的土地上，确实有若干处绿洲。根据现有的信息，很多人将“以琳”对应到今天的“Wadi Tayyib al Ism”的位置。
我们还注意到，“以琳”的下一站又来到“Suph海”边安营（《民》33:10）。穿越过了“Suph海”后的第三次安营仍在“Suph海”边，这表明“Suph海”的岸线可能相当长，这是前述的“三角洲东侧内陆湖穿越说”难以解释的。
（“以琳”可能位置的坐标：28°34’09.8″N 34°49’58.3″E）
4）“利非订”（Rephidim）
“利非订”是来到“西奈”前安营的最后一站（《出》19:1-2）。
《出埃及记》17:1写：“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汛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订安营。百姓没有水喝”。
《出埃及记》17:6写神要求摩西在以色列的众长老面前用杖击打一块磐石，这块磐石就会有水流出。在写这块磐石时，希伯来文是用“הַצּוּר”、也就是“the rock”，这里的定冠词“הַ/the”表明这是一块特指的磐石，暗示在对话的两者之间各自都清楚它所指的位置。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摩西在“米甸”居住的四十年中牧羊时来到过这个位置，注意到过这块（醒目的）磐石。
同时，在“利非订”的位置，“亚玛力人”（Amalek）来到这里与以色列人争战（《出》17:8）；摩西和两位同伴登上一座山顶，摩西何时双手举杖以色列人就何时占上风、摩西何时因劳累垂手“亚玛力人”就何时占上风，不得已摩西的两位同伴就一直将他的双手扶起稳住（《出》17:9-12）；以色列人得胜后，摩西在“利非订”筑了一座坛（《出》17:15）。
在距离“Jabal Maqla”的西北约17公里的位置，在今“谷歌地图”标为“Split Rock of Horeb”的地方，两侧山谷的平地正中，在高度约达35米的巨石堆的顶部，赫然矗立着一块高度接近20米的巨石，这块巨石中间裂开、旁侧还有一块稍小的立石，在这块中间裂开的巨石的底部显示丰富的水流侵蚀痕迹。（这里距离前述“Al-Bad’”、也就是摩西在“米甸”生活的可能的主要位置的直线距离是35公里）。
在裂开的巨石的旁侧，有垒石祭坛的遗迹。
从巨石的西侧看，它整体的样子像一只向前伸出并从中间叉开的右手掌，和犹太文化中的“祭司祝福手势”（priestly blessing gesture）的形象一致。《利未记》9:22描写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向百姓举手、为会众祝福。
（“利非订”可能位置的坐标：28°43’34.4″N 35°14’04.3″E）
5）“西珥山”（Mount Seir）
前文中已经确立了“西珥山”的基本位置，我们已经知道它和“以东”地紧密相连，位于迦南的南侧，它靠近“Suph海”的海边（见第十一节）。
《妥拉》所指的“西珥山”更有可能是一条山脉；综合所有的《塔纳赫》相关信息，“西珥山”应该是位于“死海”和“亚喀巴湾”之间的、《妥拉》写的“亚拉巴”长谷东侧的、长达约160公里的高耸山脉。而下面将要提到的“何珥山”应该是这条山脉中的一座山峰。
“西珥山”作为“出埃及”四十年行程中的地标，一共被提及两次。
第一次是以色列人受神命离开“西奈山”，经过“西珥山”而来到迦南南侧的“加低斯巴尼亚”（《申》1:2）。《申命记》1:2写“从何烈山经过西珥山，到加低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这个信息对认为今天的“西奈半岛”上的“传统西奈山”就是《塔纳赫》所指的“西奈山”的观点提出了明显挑战 —— 从“传统西奈山”的位置到古迦南的南部，为何要向东偏离约60多公里（来回折返就是约150公里、也就是至少五天的路程）而来到古“以东”的边界呢？而从“Jabal Maqla”的位置去到古“迦南”的南部，这里介绍的“西珥山”的位置恰好在路途的中段。
第二次是以色列人在“加低斯巴尼亚”被神命需要在旷野漂泊四十年、继而在没有神同在的情况下冒然想凭己力闯入迦南而遭受挫败后（《民》13，《民》14，《申》1:20-46），按照神的吩咐“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在“西珥山绕行了许多日子”（《申》2:1）。根据我们对《妥拉》中信息的理解，“在西珥山绕行”是以色列会众度过漫长的三十八年旷野漂泊的主要活动区域。
（“西珥山”可能的核心位置：今约旦西南部的“Jibal ash Sharah/Al-Sharāh”山脉）。
6）“加低斯巴尼亚”（Kadesh-Barnea）
“加低斯巴尼亚”这个位置也叫“巴兰旷野的加低斯”（wilderness of Paran, to Kadesh）（《民》13:26），是神给以色列人所定的从“西奈山”离开后的下一个主要目的地（《申》1:19）。
《申命记》1:19写：“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低斯巴尼亚。”
如果从“何烈山”/“西奈山”出发，经过“西珥山”、来到这里需要十一天的路程（《申》1:2）；如果我们按人群每天行进30公里来估算，按照“经过西珥山”的路程，“加低斯巴尼亚”应该位于距离“西奈”约330公里的行程之外。
在这里，神让摩西派出十二个探子，从南侧进入迦南地进行窥探（《民》13，《书》14:6-7）。也是在这里，神定不信靠祂的以色列会众要在旷野漂泊四十年（《民》14）。
关于“加低斯巴尼亚”这个名字，“Kadesh”希伯来原文意为“圣”，“Barnea”的确切字义不详、据推测可能为“野外漂泊”（Bar：outside/field，Nea：moving/wandering）、但也有学者解为“被选之子”。（Bar：son，Nea：purity/chosen）、或者“逃离者的沙漠”（Desert of a Fugitive）。
《塔纳赫》告诉我们“加低斯巴尼亚”在“迦南”的南部，离“迦萨”（Gaza）也就是今天的“加沙地带”（Gaza Strip）不远（《书》10:41），以色列将来所得国土的南部边界附近（《民》34:4）。学界对它的确切位置现在没有定论，但在今以色列和埃及国土交界的“西奈半岛”的东北侧的沙漠中，确实发现若干个具有丰富水源的绿洲地点可作为“加低斯巴尼亚”位置的备选（注13.5）。
【注13.5：“加低斯巴尼亚”位置的可能选项：
– 选项1：Ain Qudeis/El Qadees Spring，注意该地名称中相似“Kadesh”的拼写；
– 选项2：Al Qusaymah Spring；
– 选项3：Tell el-Qudeirat（在此处发现始建于所罗门王时期的以色列人堡垒），注意该地名称中相似“Kadesh”的拼写；
– 选项4：Ein Avdat National Park。
（这个选项列表并非全部可能。）
其中，根据考古发掘领队“Rudolph Cohen”的报告，“Tell el-Qudeirat”的遗址处发现一定数量的“青铜时代中期”的遗迹。如果Tell el-Qudeirat的附近就是《塔纳赫》所指的“加低斯巴尼亚”，这似乎能够又一次印证Dr. Rohl认为的“出埃及”是发生在“青铜时代中期”的观点。】
在被神定要在旷野漂泊四十年、继而尝试依靠自己从南侧进入迦南的莽撞之举失败后（《民》14:39-45，《申》1:41-45），以色列人在这里停留了“许多日子”（《申》1:46）。此后，以色列人通过“红海的路”（希伯来原文“Suph海方向的路”）再次前往“西珥山”，并且“在西珥山绕行了许多日子”（《申》2:1）。如前述，很多学者认为，“在西珥山绕行了许多日子”涵盖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的三十八年的大部分时光。
（“加低斯巴尼亚”/“巴兰旷野的加低斯”可能位置的坐标：30°35’02.3″N 34°27’10.9″E）
7）“加低斯”（Kadesh）
为了和上述“加低斯巴尼亚”/“巴兰旷野的加低斯”进行区别，《塔纳赫》管这个位置叫“寻的旷野的加低斯”（desert of Zin, in Kadesh），这里是漫长的旷野漂泊结束时，摩西的姐姐米利暗离世的地点（《民》20:1）。这个位置在“以东”西侧的边界附近（《民》20:16）。在“加低斯”，面对喧闹的以色列会众而恼怒的摩西在击打磐石出水（“米利巴水”）前，忽略了尊“成全万有的神”为圣，从而冒犯了创世者，神决定不让摩西和亚伦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民》20:2-13）。摩西也是从这里派出使者去见“以东”王，希望借道他的领土北上去往“死海”北侧，但遭到“以东人”的拒绝（《民》20:14-21）；这导致以色列人稍后必须绕远路从“以东”和“摩押”的东侧向北行去往“死海”的北面（《民》21:4，《申》2:8）。
前面已经提到，“Kadesh”的希伯来原文意为“圣”。
前文同样介绍过，“约瑟夫斯”曾写，“米甸人”的一个国王“Rekem”，他建的一座城是整个阿拉伯的首府，它的希腊语名称是“佩特拉”（Petra）（《Antiquities of the Jews》IV.7.1）。
在今约旦境内的古城“佩特拉”（Petra，根据其内石刻建筑半希腊的样式估计，它是约公元前三世纪被“納巴泰人”/Nabataeans所建成），它刚好位于今“死海”的南端到“亚喀巴湾”北端之间一半的位置上。“Petra”一词源于希腊文“岩石”（拉丁文转写: Petrus）。“佩特拉”的入口“Siq”近前的小镇叫“Wadi Musa”，这是阿拉伯语，意为“摩西的山谷/Valley of Moses”，镇内有“Mousa’s Spring”（摩西泉）。
在通向“佩特拉”古城的山峡“Siq”的入口处，有刻字“Rekem”。在“阿拉姆语”（Aramaic，也被称作“亚兰语”）中，“Rekem”意为“圣”。
根据《塔纳赫》中对“加低斯”地理位置的记录，并且根据古代文献和古语的词源关联，很多学者同意今天的“佩特拉”古城附近就是《塔纳赫》所说的“寻的旷野加低斯”。
离开“寻的旷野加低斯”后，以色列人的安营的下一站是“何珥山”。根据“何珥山”可能的位置（见下条），“寻的旷野加低斯”（《民》20）的可能位置是在今约旦境内的古城“佩特拉”（Petra）的北面。
（“寻的旷野加低斯”可能位置的坐标：30°36’46.5″N 35°29’27.3″E）
8）“何珥山”（Mount Hor）
会众的下一站是“何珥山”（《民》20:22），在米利暗离世约四个月后，亚伦在这个地点离世（《民》20:23-29、《民》33:38）。这个位置也在“以东”西侧的边界附近（《民》20:23）。
《民数记》20:22-28中记，在三十八年旷野漂泊的末尾，以色列人从“加低斯”（Kadesh）出发来到“何珥山”，亚伦将要离世，神在“以东”边界的“何珥山”的位置晓谕摩西和亚伦，让摩西带领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上山，并将亚伦身上的圣衣脱下给其子穿上，亚伦就在“何珥山”山顶离世。
“约瑟夫斯”也记，亚伦在“如今名为佩特拉的地方”去世（《Antiquities of the Jews》IV.4.7）。
如果游客登上“佩特拉”内的名为“High Place of Sacrifice”的高处，就会发现一座古代祭坛，它正对其西侧约4公里处的“Jabal Hārūn/Mount Aaron”，仔细分辨就能看到这座远处山顶上的一座白色拱顶的小型石质建筑，合格的导游会告诉你，那是摩西的哥哥“亚伦”（Aaron）的墓室（谷歌地图将此处标为“Tomb of High Priest Aaron”）。
今天“佩特拉”的近前就是“Wadi Musa”和传统上认为的“亚伦墓”，如果这样的传统无误，今天“佩特拉”的附近就是古“以东”的边界。
（“何珥山”可能位置的坐标：30°19’00.9″N 35°24’24.3″E）
9）“以旬迦别”（Ezion-geber）
我们前文中已经多次谈论“以旬迦别”，我们已经确立了它的基本位置，那就是“Suph海”、即今天的“亚喀巴湾”的最北端（见第十一节）。
《申命记》2:8写：“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珥，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以旬迦别，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
在神决定的以色列人的漫长旷野漂泊结束时，祂晓谕会众要向北往“耶利哥”的位置行进（《申》2:3）。由于之前摩西向“以东”王借道而遭拒绝（《民》20:14-21），并且神晓谕以色列人在绕道北上的途中不得扰害“以东人”和“摩押人”（《申》2:4-7，《申》2:9-12），所以以色列人的队伍需要从前述“西珥山”附近的位置（可以合理推测这时的以色列人是位于“西珥山”的西面），经“亚拉巴”（Arabah）的路、经过“以拉他”（Elath）、“以旬迦别”（Ezion-geber），进而“转向摩押（东侧）旷野的路去”（《申》2:8）。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谈及，《塔纳赫》中的“以拉他”（Elath）应该就是今“亚喀巴湾”北端、位于湾顶西面的以色列城市“Eilat”，而《塔纳赫》中的另一个地名“以禄”（Eloth）就对应紧邻“Eilat”的以色列城市“Eilot”，那么“以旬迦别”、作为后来是以色列王国时期重要的、位于“Suph海”的海港、就应该是位于湾顶东面的今约旦城市“亚喀巴”（Aqaba）附近。约旦的“亚喀巴”现今还是一个重要的通向红海的海港。
“Ezion”的希伯来文原意是“脊柱”，“Geber”的希伯来文原意是“强壮者”，“以旬迦别”的字面意思接近“坚实的脊梁”，这个形象的描绘可能指的是位于“亚喀巴湾”东北端、俯瞰海湾的漫长高耸的山脉。
这样我们就看到，即使在“出埃及”后的第四十年，在以色列人结束了漫长的旷野漂泊而要北上（《申》2:3）向“死海”的北面进军时，“Suph海”边的“以旬迦别”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地标出现。这再次表明，如果认识了经文中传达的这些信息，还认同“Suph海是临近尼罗河三角洲的一片水域”的观点，那将会是匪夷所思的。
（“以旬迦别”可能位置的坐标：29°33’06.2″N 35°00’26.4″E）
10）“底本迦得”（Dibon-gad）
“底本迦得”是以色列人从东面绕过“以东”和“摩押”、将要到达“死海”北面的“耶利哥”附近时，途径的一处安营地点（《民》33:45-46）。这时在北上途中的以色列人已经行进到了“死海”的东面。
前文已述，今约旦小镇“Dhiban”，也就是发现“米沙石碑”的位置，这里距“死海”东岸约20公里，距今天的“尼波山”（见下）直线距离约30公里。
《塔纳赫》所说的“底本迦得”可能就位于今天的“Dhiban”附近。
（“底本迦得”可能位置的坐标：31°29’56.9″N 35°46’58.6″E）
11）“尼波山”（Mount Nebo）/ “亚巴琳山”（mountains of Abarim）
《民数记》33:47写：“从亚门低比拉太音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琳山里。”
这时以色列人很快就要实现来到“死海”的北面的“摩押平原”、隔着约旦河遥望对岸的“耶利哥”了（《民》33:48）。《妥拉》中的“尼波山”的位置，极有可能就是今天的“尼波山”的位置（“谷歌地图”标注为“Mount Nebo”），这里距古“耶利哥”城直线距离约29公里。
在“尼波山”，摩西受神命登上山顶，创世者将之前应许给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以色列）的迦南美地指给祂这位四十年尽忠职守的仆人看；摩西在这里离世，遗体被创世者亲自安排安葬（《申》34）。那位从出生伊始就不得不被弃置在河水中的小小的婴孩，在经历了一百二十年的属地旅程之后，终于跑完了摆在他前头的路程、成就了从神所领受的职事，归到主澄明慈爱的怀抱里。
（今天的“尼波山”位置坐标：31°46’04.7″N 35°43’3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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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本节前，用四个表格对《塔纳赫》描述的“出埃及”路线上提出的地点名称做一总结。在这些表中，我们将《妥拉》记述的“出埃及”过程分为五个阶段：来到“Suph海”、来到西奈、来到加低斯巴尼亚、旷野漂泊、来到耶利哥对面。
第十四节. 对“迦南”的征服
摩西在离世前，将接下来带领以色列人的担子，按照神的要求，交给了“心中有圣灵”的“约书亚”（Joshua）（《民》27:15–23）。
《妥拉》之后的第一卷书《约书亚记》的第12章一共列出了三十一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的迦南市镇的名称。
作为先前十二个探子之一的“迦勒”（Caleb），自述他在“加低斯巴尼亚”被派去窥探迦南地时是四十岁（《书》14:7）；到了三十八年后，征服“耶利哥”开始前，迦勒就是七十八岁；在对迦南地的基本征服结束时，迦勒自述他是八十五岁（《书》14:10）。因此我们推测，约书亚带领的征服迦南的过程大约持续了六年。
以“耶利哥”为起点，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对迦南地区进行了三场大的战役，用以摧毁迦南地各主要的原住王国/城邦的统治。第一次大战役可被称为中部战役，以色列人占领了“耶利哥”（Jericho）和“艾”（Ai），最后来到了“示剑”（Shechem）。第二次大战役是南部战役，约书亚击败了南部的五个“亚摩利人”（ Amorite）王的联盟，占领了包括“希伯仑”（Hebron）的多个南部城镇，一直推进到迦南南侧的“加低斯巴尼亚”附近。第三次大战役是北部战役，以色列人征服了“夏琐”（Hazor）等北部重要城镇，这里已经是今天的“加利利海”的北面。
在对迦南基本征服的末了，以色列人来到“示罗”（Shiloh），将在“西奈山”摩西主持建造的“会幕”安放在了这个位置。
《塔纳赫》自己也做了说明，这约六年的征战并不是占领了迦南全地（《书》13:1-5、《士》3:1-4），尤其是对一些平原地区可能并未发动进攻，因为《士师记》1:19写“……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这一时期对迦南的军事征服行动主要集中在迦南的山地地区；神也曾知会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定居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出》23:29–30、《申》7:22）。以色列人对迦南地整体的控制到了“联合王国”时期才初步实现。
下边着重介绍《约书亚记》记录的以色列人在征服迦南期间来到的五个地点。
1）“耶利哥”（Jericho）
“耶利哥”（Jericho）遗址，位于今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耶利哥镇”中心西北约两公里处、名为“Tell es-Sultan”的土丘上，这里地处迦南腹地的东面、迦南南北向的中间部位，该区域有丰沛的活泉，冬季气候宜人，是古代人眼中理想的定居点，很早就有人口在这里居住。该位置坐标：31°52’14.4″N 35°26’37.8″E。
古“耶利哥”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遗迹，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以色列人记录的对迦南核心区域各战役的起点，同时《约书亚记》也提供了大量的文字对攻占该处的事件细节进行了记述，这有助于我们将《塔纳赫》的文字和在古“耶利哥”城处的实地考古发现进行比对，再有就是在“耶利哥”的考古分层和发现能够帮助我们再进一步加深认识“出埃及”事件发生时埃及的朝代背景。
在二十世纪，这里曾先后被五个考古团队发掘。这些考古发掘显示，古“耶利哥”的城墙（考古界术语为“Jericho City IV”）为内外两层；高度接近两米的外层泥砖城墙坐落在约四至五米高的石制护面/挡土墙（revetment/retaining wall）上，向内在更高处的内层泥砖城墙则构成城内又一层的堡垒；今天，很多区段的石制挡土和其上的外墙底部仍可见，但内层城墙由于风化和可能的人为移除、只有零星的遗迹了。在两层城墙之间区域的街道狭小且具有坡度，这里也修建有简陋的房屋，推测是商贩、手工业区，有的房子一侧的外墙就是利用了外城墙。
发掘报告显示部分地段的外城墙向外倒塌到底层的石制护面旁边，内城墙的一些地段可能也向外倒塌，在这些倒塌的位置构成了一些从城外方向由低到高的简易斜坡，这些斜坡为位于城下的人提供了直接进入城内的通道。
《约书亚记》6:20写“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注意文字中“塌陷”、“上去进城”、“往前直上”这样的描绘）。
发掘同时发现城北一段没有完全倒塌的外城墙，连着该处的外城墙和内墙之间还有未完全倒塌的房屋。
《约书亚记》2记到妓女“喇合”（Rahab）的房屋在“城墙边上”、相当于“住在城墙上”，她保护两个被困在城内的以色列人密探并将他们从自家窗户顺城墙缒下去以逃避耶利哥人的追捕，而两个密探行前嘱咐“喇合”在城破时要将自己的家人聚集到这间房屋内并在窗户上系红线做标记；《约书亚记》6:22-23记，约书亚让以色列军兵在“耶利哥”城破时保护救下了“喇合”和她的家人。
在1950年代，对耶利哥遗址的二十世纪第三次发掘的领队、英国考古学家Kathleen Kenyon女士注意到在古“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之后有焚毁城市的大火，灰烬层厚度接近一米、有的位置厚达近两米。此后经过了至少一百多年，该遗址几乎一直被荒废。
Kenyon女士写道：“毁坏很彻底。墙壁和地面被火烧得焦黑或泛红，每个房间里都堆满了倒塌的砖块、木材和家用器皿；大多数房间的倒塌残骸已被严重烧毁，但（城）东侧房屋墙壁的倒塌似乎发生在火灾开始之前。”
考古工作者们在该遗址处发现多个装满被焚烧、已碳化的大量谷物的大陶罐，这说明该城防在被摧毁前被围困的时间并不长，并且摧毁是突然发生的；学者们承认，这种将大量谷物焚毁而不作为战利品带走的行为，在古代攻城时相当罕见。
《约书亚记》显示，对耶利哥的进攻发生在收获季节（《书》5:10-11），以色列军队对耶利哥的围城进行了六天，在第七天、与约柜同行的以色列众祭司吹角、以色列军队大声呼喊后城墙倒塌，以色列军队灭城后放大火将城烧毁；攻城者被警告：除了“喇合”的家、和城中的贵金属及金属器皿，其它所有的都要被毁灭。约书亚叫以色列人起誓、在该处再建的人要受咒诅（《书》6:26）。
Kenyon女士的团队在城墙遗址外的西北区域发现了数个多人混葬墓坑，这被认为该地区可能在“耶利哥”城毁的短期之前出现了瘟疫。
《民数计》25:8-9记载，在开始跨过约旦河来到“耶利哥”城下之前，以色列营中出现了瘟疫。
Kenyon女士的团队在城西北的编号为H13号的墓葬中发现了一枚“圣甲虫型印章”（scarab），该印章的发掘标号为1773，其上埃及象形字对应的英文字母为“Sh-sh-i”，这是我们在第九节中介绍的“希克索斯人”国王、第14王朝第五位法老（根据Dr. Rohl）“示希”（Sheshi）的名字，这枚印章在第九节中已经提及。
Kenyon女士根据遗址中发掘出的陶器/片判断，将这处城防的被摧毁焚烧事件定位在约公元前十六世纪的1550年（这时是现今主流的埃及历史年代表的第18王朝早期，Kenyon女士据此认为“耶利哥”City IV是被法老“雅赫摩斯一世”（Ahmose I）的军队在第18王朝的起始时驱逐“希克索人”时来到迦南将其摧毁的）。Kenyon女士的推测的这个年代暗示，如按《塔纳赫》所述的那样、公元前约1407年左右以色列人来到该地点时，“耶利哥”处的城墙倒塌、并且旧城处作为废墟已经约有150年了，在公元前1407年时那里并没有一个《约书亚记》描述的那样一个城防坚固的迦南人定居点让以色列人来摧毁。Kenyon女士的这一对“耶利哥 City IV”被毁定年的观点被很多学者接受，他们借此认为《圣经》文字中传达的关于“耶利哥”的信息与实地考古考察所得到的信息不符。
Kenyon女士工作的长处是她对发掘的发现做了专业详尽的记录，但她的对遗址年代的确定却可能存在重大纰漏。
根据第九节中介绍的Dr. Rohl的观点，对“耶利哥City IV”（对应<图>9.1“耶利哥Tomb Group V”）陷落事件定年的线索，可能是隐藏在那枚刻有“示希”（Sheshi）名字的“圣甲虫型印章”上 —— “耶利哥”城被毁前的墓葬中的这枚印章的存在，说明“耶利哥”城被毁和埃及的第14王朝（“小希克索斯王朝”）的起始、也就是“第二中间期”的起始是同一时间段的事件。第九节中已述，“示希”可能来自迦南的南部，并且他可能就是《塔纳赫》中提及的“亚衲族”族长之一“⽰筛”（Sheshai），在他去往三角洲做王之前，刻有他名字的迦南本地制造的“圣甲虫型印章”可能已在迦南/黎凡特流行多年，这就能够解释为何“耶利哥”被毁前的墓葬中能够发现这样的印章。展开来说，“出埃及”是发生在第13王朝的结尾即约公元前1447年，此后的四十年间，以色列人大部分时间是在“死海”南面的“西珥山”附近的旷野漂泊；在这期间，已经有大量迦南南部人群趁着埃及本土势力的虚弱进入三角洲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这就是“小希克索斯王朝”的起始，此后、基于迦南南部的“希伯仑”的“亚衲族”的“⽰筛”成为了该族的一位族长，他和当时的一些迦南本地统治者一样，为自己打造了具有埃及风格的“圣甲虫型印章”，这些印章中的一枚流传到了“耶利哥”、随它的主人的去世被置入到城西北的H13号墓内，这时时间已经来到了“出埃及”后的第四十年附近；不久之后，“耶利哥”被以色列攻陷并被焚毁；在几年的时间内，以色列人的剑锋抵达了“希伯仑”，这迫使“⽰筛”向西面逃窜到“沙尔赫拿”（srhna），最终他来到了三角洲，在埃及的乱世中成为了一位“希克索斯国王”也就是第14王朝的第五位法老“示希”。Dr. Rohl推测，“耶利哥City IV”被摧毁的时间，是在“出埃及”后的第四十年、即约公元前1407年的时间区域。
这样看，“耶利哥”被摧毁的时间和被摧毁的方式，在现今我们能够查验的范围内，与《约书亚记》的文字承载完全一致。
2）“艾”（Ai）
“艾”（Ai）城是以色列人征服“耶利哥”后攻打的下一个地方（《书》7:2）。我们这里对它的讲述主要集中在它的方位和周边的地形上。
“艾”的位置和《塔纳赫》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伯特利”（Bethel）紧密相连，考虑“艾”城的周边地形必须将“伯特利”牵涉进来。
来到迦南的“亚伯兰”曾经两次经过“伯特利”。第一次是“亚伯兰”受神召从“哈兰”（Haran，位于迦南的北面，靠近“美索布达米亚”的最北端）来到迦南住在“示剑”（Shechem，位于“伯特利”北面）、又从“示剑”向南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这个山的位置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亚伯兰”在这里为神筑坛、求告神的名，后来他又渐渐南迁（《创》12:4-9）。第二次是“亚伯兰”从埃及回来，经过（迦南）南地向北又来到“伯特利”，“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棚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此求告神的名（《创》13:1-4）。
“亚伯兰”/“亚伯拉罕”之孙“雅各”（以色列）也两次到过“伯特利”。第一次是“雅各”在他母亲的帮助下从年老眼花的父亲“以撒”那里骗得了“以撒”对长子的祝福后，为了躲避哥哥“以扫”的怒气，在母亲的建议下从南地的“别是巴”（Beersheba）逃往迦南北面的“哈兰”；在向北的路上“雅各”到了一个地方，夜里睡觉时头下枕一石头、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神的使者”沿着梯子上上下下（在《新约》中基督有指这个“梯子”就是祂自己，语见《约翰福音》1:51），神在梯顶向“雅各”重申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雅各”醒后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他便将所枕的石头膏立，“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创》28:10-19）。第二次是多年以后，儿女成群的“雅各”（这时神已赐他新名“以色列”）受神命、带着家人从“示剑”向南来到“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创》35:1-7）。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经文明显使用了后来出现的地名“伯特利”（地名源自“雅各”）为先前发生的“亚伯兰筑坛”事件定位，这又是一处关于地名的“时代倒置”（也见第四节）。
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得知以下方位信息：
– 在“亚伯兰”筑坛的地方是位于“伯特利”（原名“路斯”）东边的一座山/高地，这里西边是“伯特利”/“路斯”、东边是“艾”，这个位置后来被“雅各”命名为“伊勒伯特利”（El-beth-el / אֵל בֵּית-אֵל）。
– “亚伯兰”筑坛，“雅各”膏石筑坛、并命名为“伊勒伯特利”的地方很可能位于迦南地南北交通的主路近前。
再来看“亚伯拉罕”来到迦南的约五百年后，“出埃及”后来到迦南的以色列人。《约书亚记》7和8记录了以色列人夺取“艾”城的经过。在这两章书里，我们看到：
– 夺城准备开始时，第一天约书亚按神的“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的提示制定了作战计划，派三万大能的勇士在离城不远处的城后埋伏，这些勇士来到艾城的西边，在伯特利和“艾”城之间、靠近“艾”城的位置驻扎；
– 第二天约书亚带领自己的一队军兵来到“艾”城前，在城北边安营，在以色列的营和“艾”城中间隔一个山谷；
– 约书亚又挑选约五千人，让“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艾城的中间、就是在艾城的西边”；
– 第二天夜里约书亚带兵进入山谷；
– “艾”城的王和守军夜间看到约书亚的军队，就在第三天清早急忙集结，出城到向着“亚拉巴”（Arabah）的区域，也就是城的东面，要与约书亚带领的军队交战；
–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艾”城军队面前装败、往通向旷野（东边）的路逃跑；
– “艾”城内的众人、连着西边“伯特利”城内的迦南人，倾巢而出都来追赶以色列人；
– 约书亚按神命向“艾”城伸出手中的短枪，之前设好的城西面的以色列的伏兵随即冲出，夺下“艾”城，并放火焚烧；
– 追赶约书亚所部的“艾”城人见己城失火，就慌乱地向所左和右（南北向）逃跑；
– 约书亚部就转身，和在城内完成放火的原伏兵部队，从东和从西合围夹击战场上的“艾”城人；
– 这一仗消灭了“艾”城所有的人，共一万二千人；
– 被焚毁的“艾”城从此成为“高堆、荒场”；
– “艾”城王被生擒处死，尸体被丢在城门口，以色列人“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
根据以上《约书亚记》8提供的信息，我们得知：
– “艾”很可能是坐落在一座山丘的顶部；
– “伯特利”城在“艾”城的西边，并且距离“艾”不会很远，两者之间应该会有道路连通，而且“艾”的城门很有可能冲着西面（的道路），城门遗址上方可能有石堆；
– “艾”的东面有较平坦开阔地，这里是以色列军使用引蛇出洞诱使“艾”城人追击、后续折返夹击敌人的战场；
– 旷野和“亚拉巴”方向是位于“艾”城的东面；《申命记》4:49明确说约旦河的东面是“亚拉巴”的一部分，对“艾”城的征服发生在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征服了“耶利哥”之后。事实上，《塔纳赫》提到的“亚拉巴”在“死海”的北面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约旦河谷”（Jordan River Valley）（见第十一节）；
– 在“艾”的北面，是一条天然沟堑；隔着沟堑，应有位置可供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军安营；
– 在“艾”城的西边、离“艾”城不远的地方（很有可能在“艾”的南侧、因为“艾”的北面需要被留给约书亚部安营），应该有可以隐蔽以色列伏兵的位置；这个位置从“伯特利”和“艾”都不可见，并且从“伯特利”来到“艾”的路上也不可见。
根据上述所有方位信息，我们可以画出一张关于“伯特利”周边、以及夺取“艾”城事件中各个位置的方位、地形关系的概念图。
有了这张自《约书亚记》的信息而得到的概念图，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中的方位、地形和地貌与《塔纳赫》中传达的信息是否能够契合。
公元四世纪初的凯撒利亚教会的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在他的《Onomasticon》这本书中记到，从耶路撒冷出发，沿着去“Neapolis”（公元一世纪罗马皇帝“维斯帕先”/“Vespasian”所设立，即今天的“纳布卢斯”/Nablus，也是我们下面要讲到的“示剑”）的路，向北行进十二个“罗马里”，就到了“伯特利”。
在1930年代，由美国考古学家“William F. Albright”带领的团队，来到了今天耶路撒冷北面的约15公里处的今巴勒斯坦“Baytin”镇（bayt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房子”，并且语言学显示、在希伯来语向阿拉伯语转换时、经常将末尾的字母“l”转换为“n”），在这里（坐标：31°55’36.8″N 35°14’19.7″E）的发掘显示，这里的地下有久于公元前十个世纪的古城遗迹，Albright先生推测这里就是《塔纳赫》中的关键地点“伯特利”/“路斯”。他的发掘报告名为《The Excavation of Bethel》 。
公元四世纪时《圣经》拉丁文译本“武加大译本”的翻译者“哲罗姆”（Jerome）曾记到在雅各睡梦的位置“伊勒伯特利”，在当时建有一座基督教堂。
在今Baytin镇东南方向约730米的山包的高点，有一古老的早期基督教堂遗迹，遗迹的东南角有一座中世纪左右修建的塔楼。“谷歌地图”将这里标为“Al-Burj Beitin”（意为“The Tower of Beitin”）。该位置坐标：31°55’21.7″N 35°14’41.3″E。这里位于今天的“60号公路”的西侧约150米，“60号公路”向北可达“纳布卢斯”即《塔纳赫》的“示剑”的旁侧，向南穿过耶路撒冷、公路的南侧终点是今天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Be’er Sheva），也就是《塔纳赫》中的“别是巴”附近。
从该教堂遗迹再向东南1.7公里，有一个直径约200米的近圆形山丘，当地人管这个位置叫“Et-Tell”，意思是“废墟”。“谷歌地图”将这里标为“Khirbet Tel Ai”（这里在“耶利哥”西偏北约18公里的位置）。该位置坐标：31°54’59.8″N 35°15’40.9″E。圆形山丘的北侧是一条天然沟堑、沟堑的对面是一顶部平缓的大型台地，台地处有小路经过沟堑来到南侧的圆形山丘跟前。圆形山丘的东侧是一片广阔的平坦区域，再向东望就是“死海”北面的“约旦河谷”。圆形山丘的西南侧不远有一处天然低洼谷地、距离山丘约800米，这个位置从西面的Baytin镇和东面的圆形山丘的位置、以及从Baytin到山丘的路上都不可见。
下面两图将这些方位关系表达在实际的地形图和卫星图上。
对“Et-Tell”/Khirbet Tel Ai的发掘始于1920年代，由英国考古学家“John Garstang”领队。在这里发现了一座依山丘而建的城防严密的城市遗迹，发掘显示了这里曾遭大火焚毁，在丘顶遗址的西端赫然存在着一个高度超过6米的巨大的石堆。后续的考古将这个大石堆逐渐移除，没有让众人意外，石堆下是城防大门的遗迹。
从这些我们今天能够查验的信息，我们清晰地看到，“伯特利”/“路斯”、“伊勒伯特利”、“艾”的方位和地理特征与考古细节，与《妥拉》和《约书亚记》的文字承载完全一致。
3）“示剑”（Shechem）
《约书亚记》8:30-35记载，在攻克“艾”之后，以色列人来到的下一个地点是“示剑”（Shechem）。这里现在的名字是“纳布卢斯”（Nablus），位于“艾”城遗址的北面33公里处。
《塔纳赫》的文字并未记录在“示剑”曾经发生了像征服迦南其它市镇那样的战斗。
从“纳布卢斯”的城东向正西看，面前是一左一右两座山峰，它们形状和大小几乎形同，通向迦南腹地的道路从两座山峰中间的山谷正中穿过。现在的“谷歌地图”将左面（南侧）的那座山标为“Har Gerizim”（“基利心山”），而在右面（北侧）的那座山上标有“The Altar of Mount Ebal”（“以巴路山祭坛”）。
“示剑”在《塔纳赫》甚至是到《新约》中，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
“示剑”是神首次向来到迦南的“亚伯兰”立约，将迦南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的地方（《创》12:6-7）。
“雅各”带领家人从“巴旦亚兰”（Padan-aram）也就是“哈兰”（Harran）所在的地区回到迦南，在“雅博渡口”（the ford Jabbok）被神赐名“以色列”（Israel / יִשְׂרָאֵל）后（《创》32:22-32），与哥哥“以扫”完成最终和解；“以色列”带领家人来到“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棚”，“以色列”用银钱从当地人手中买下了他住下的这块地，在此筑坛，给这里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El-elohe-Israel / אֵל אֱלֹהֵי יִשְׂרָאֵל），就是“神、以色列的神”的意思（《创》33:18-20）。
“示剑”也是在对迦南的基本征服完成后，约书亚召集以色列的众支派，重述律例典章，在神的圣所旁立下“见证石”（Witness Stone / Matzevah)的地方（《书》24:26-27）。
我们前述的、被摩西从埃及带回的“约瑟”的遗骨，也被安葬在“示剑”城东的“约瑟墓”（Joseph’s Tomb）中（坐标：32°12’47.4″N 35°17’06.1″E），《约书亚记》24:32写，这个位置是雅各（以色列）先前用银钱从当地人那里买下的那块地里，“以色列”将它命名为“伊利伊罗伊以⾊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的意思（《创》33:20）。“约瑟”拥有“以色列”实际认可的长子身份，他的遗骨最终被安葬在自己父亲早年购得的地产中，而“以色列”其他的儿孙们都没有这份殊荣，显示了“约瑟”在“以色列”的整个家族中的尊容的地位。
在传统“约瑟墓”的西面260米，“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之间的山口处、“谷歌地图”标记为“Tel Balata Archaeological Park”的地方，是一座公元前十个世纪以前的神庙的遗迹，根据《士师记》，这个位置是“巴力比利土的庙”the house of Baalberith（《师》9:4）、和“示剑楼” the tower of Shechem（《师》9:46），这里后来被“士师时期”的野心家、谋杀犯、暴政者“亚比米勒”（Abimelech）所摧毁（《师》9）。在神庙遗迹东侧几步之遥的位置，矗立着一块历尽沧桑、残破不全的巨大灰白色石块（注14.1），坐落在一块年代久远的特意为其开凿的基座上，有学者推测这块立石就是三千多年前约书亚在“示剑”立下的“见证石”。
【注14.1：对此处的首次发掘是1913年由“Ernst Sellin”带领的德国人团队。人们在神庙遗迹入口的近前发现了一块基座，基座的顶部有凹槽；Sellin先生首先注意到了倒在泥土中的巨大石块，于是团队将该石块重新扶起，他们发现石块刚好能被安置在基座的凹槽里，由此我们知道巨大的石块最初是矗立在该基座上的。但是由于Sellin先生的“圣经倾向”太过强烈，他被名为“Gabriel Welter”的人替换。Welter先生明显缺乏对《圣经》的理解和敬畏，他一来到现场就命人将该立石推倒在一旁的沟堑中，致使原立石断为两截。到了二战后的1950至1960年代，美国人“George Ernest Wright”领导的团队才又将该立石的下半截重新置入原基座上，但是这时该石的上半截已经不知去向了。】
“示剑”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复述祂对人类祝福和咒诅的话语的地点。《申命记》11:29-30记摩西离世前，叮嘱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后，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申命记》27更是用整章详细列出了摩西要求的这个仪式的具体细节，他详细陈明了要求以色列人当着创世者复述的各样受咒诅的人类行为。摩西特别叮嘱，在将要见证以色列人复述的咒诅的话的“以巴路山”上，要为创世者筑一座石坛，在坛上为神献燔祭、又要献平安祭，并且要“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申》27:4-7）；《申命记》28进而用整章将祝福与咒诅的细节内容详细阐明。在对“艾”的攻取结束后，《约书亚记》8:30-35记，约书亚照着摩西离世前对复述祝福和咒诅的话语的嘱咐，每一样都按部就班地在“示剑”施行了。
“示剑”也是“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后，从埃及避难回来的“耶罗波安”（Jeroboam）在“北国以色列”做王后，事实上的第一个首都（《王上》12:25）。
在“约瑟墓”的南面约400米的位置，是传统上认为的“雅各井”（今标“Jacob’s Well Greek Orthodox Church”）。这个位置可能是《新约》里基督在去“加利利”的路上，和“撒玛利亚”的一位妇女谈论的地点。《约翰福音》4:3-42记到，基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里有“雅各井”，基督因为走路困乏，在正午时分坐在井旁休息，向在井旁打水的一位“撒玛利亚”妇女要水喝，那妇女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在井旁基督向撒玛利亚人启示，祂就是犹太人世代盼望的“弥赛亚”，人若喝祂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从祂而来的水在人里头会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基督也是在这个位置启示“神是灵，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近年来，在“以巴路山”山上发现的一处垒石遗迹，与《申命记》中记载的摩西离世前要求以色列人将来在“以巴路山”为神设立的石坛的信息一致，它是在1980年代由以色列考古学家“Adam Zertal”所发现的。这处遗迹位于“以巴路山”北麓的平缓处，祭坛遗迹朝向东北，宽度和进深大约7米 x 9米、高约4米。如前述，“谷歌地图”将这个位置标为“The Altar of Mount Ebal”（“以巴路山祭坛”）。
该结构用天然石块垒成（注14.2），一面铺设有一个缓升的坡道（注14.3），直达台式结构的顶部。遗迹内部堆满了石块和灰烬，灰烬层厚约一米半，其中含有大量来自缓慢燃烧的的动物骨灰、以及动物骨骼，经分析发现这些骨骼来自牛、山羊、绵羊、和“黇鹿”（Fallow deer，注14.4）。
【注14.2：《出》20:25、《申命记》27:5-6处规定祭坛的石头上不可动铁器。】
【注14.3：《出埃及记》20:26处规定祭坛不允许设立台阶。】
【注14.4：根据《利未记》，公牛、公羊均是神规定的可被用于献祭的动物牺牲种类，而根据《申命记》“黇鹿”属于可食用的“洁净”动物、但不是《利未记》允许的献祭动物；这些动物骨骼的发现，说明这处祭坛遗迹确实是符合《申命记》27:4-7处表述的摩西要求的“以巴路山上的石坛” —— 这里有符合《妥拉》要求的被献祭动物的骨骼，也有符合《妥拉》要求的在石坛处被用来进食的“洁净”动物的骨骼。】
在遗址中还发现众多陶器碎片、剥落的灰泥碎片、包括香炉在内的祭祀器皿、占卜用的骰子、两枚埃及圣甲虫饰物和两只耳环。其中一枚圣甲虫饰物上的图案具有“希克索斯”风格，另一枚则刻有“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第18王朝的第六位法老）的名字（据研究人员称，这枚圣甲虫饰物是第19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为纪念图“特摩斯三世”而制作的纪念品）。
有学者指出，该结构的高台的中心位置曾经存在一个直径超过一米的圆形垒石圈，这个位于中心的垒石圈先被设立，而建造在垒石圈周围的现在这个尺寸的大型石台的出现晚于中心的垒石圈约两百年。
考古界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该结构遗址是早期以色列人某种宗教活动的场所。Zertal先生认为这处遗迹就是《约书亚记》记载的约书亚在“以巴路山”设立的祭坛（注14.5）。考古学家如Dr. Scott Stripling认为中心处的垒石圈是约书亚建造的祭坛，外围的大型台式结构大约出现在约书亚后的“士师时期”。
【注14.5：据Zertal先生考古界的同行披露，Zertal先生在发掘“以巴路山”上这处遗迹前并不曾读过《塔纳赫》或《圣经》；直到有人将《妥拉》记载的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设立祭坛的文字指给他看，他才意识到他发现的极有可能就是约书亚设立的祭坛。】
在2019年，Dr. Stripling的团队在这个垒石祭坛的位置发现了一枚小型铅质物体，呈折叠装，随后的X光检测显示物体折叠面的部分可能有铭文，据Dr. Stripling方解释这些古文字代表了《申命记》中对神眼中看为恶的人类行为的咒诅，因此他的团队将这个发现称为“以巴路山诅咒板”（Mount Ebal Curse Tablet）。自Dr. Stripling方对铭文的诠释公布以后，学界对此一直有极大的争议。经笔者对X光检测出的影像和团队对铭文形象的诠释进行的比对，发现在两者之间建立密切关联的可能偏弱，因此笔者不认为这个发现对辨析“出埃及”事件的真伪有实质性的助益，本文不建议将它采纳为有效证据。
4）“夏琐”（Hazor）
根据《约书亚记》的文字，“夏琐”（Hazor）是以色列人征服迦南时该地区最大的设防城镇，在（迦南的）诸国中是为首的。
《约书亚记》11:1-15记“夏琐”王“耶宾”（Jabin）联合迦南地众多的王与进军的以色列人争战；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军击败了迦南诸王的联军后，将“耶宾”处死，将“夏琐”城中的人口尽行杀灭，又用火焚烧“夏琐”。
以色列人击败迦南诸王的联军、攻克“夏琐”，前后可能用了几年（（《书》11:18）。 在这之后，对迦南的基本征服就完成了，“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争战了”（《书》11:23）。
“夏琐”的遗址坐落在今天以色列北部称为“Tell el-Qedah”的地方（坐标：33°01’00.0″N 35°34’01.0″E）。这里是古“夏琐”的“上城”、占地约30英亩，它跟前的“下城”更大、占地约175英亩。
在这个位置，1992年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块楔形字泥板的残片，推测是一件书信，文字显示这是写给“夏琐王耶宾”的。这印证了三千多年前的《塔纳赫》的关于“耶宾”名字的记载是准确的。
约书亚后“士师时期”的《士师记》4记载在士师“底波拉”（Deborah）和“巴拉”（Barak）时（这时大致是约书亚后的一百五十年至两百年），在“夏琐”又出现了“迦南王耶宾”（注14.6）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最终被“底波拉”和“巴拉”击败。
【注14.6：有学者认为“耶宾”是这一地区对王的称谓而非人的名字，就像埃及王被称为“法老”。】
位于“夏琐”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下一上两个焚毁层。造成下层的焚毁层的焚烧事件明显十分猛烈，以至于宫殿、城门、神庙和其他建筑的玄武岩构件都被烧裂，有些地方甚至留下了深达近一米的灰烬层；在这层发现了一些被蓄意破坏的、描绘迦南和埃及统治者及神祇的雕像，这隐约指向破坏者并非迦南本土人或埃及人，而与《塔纳赫》记录的以色列人对被攻克的迦南城镇内偶像的破坏相吻合（《申》7:5）。
这处位于下层的焚毁层对应的应该就是约书亚领军的对“夏琐”的征服和摧毁，而位于上层的焚毁层应该就是对应“士师时期”“底波拉”和“巴拉”对“夏琐”的第二次毁灭。
到了“士师时期”之后的“以色列联合王国”时期，《列王纪上》9:15记载“所罗门王”在“夏琐”、“米吉多”（Megiddo，注14.7）、并“基色”（Gezer，注14.8）开展了建设工程。在“夏琐”的遗址，发现了巨大的“六室城门”（six-chambered city gate）遗址，稍加比较就不难看出，这座位于“夏琐”的“六室城门”遗址的形制，与“米吉多”遗址处和“基色”遗址处的城门几乎相同。“六室城门”被考古界普遍认为是以色列王国时期的城门建筑样式。
【注14.7：Tel Megiddo，坐标：32°35′07″N 35°11′04″E】
【注14.8：Tel Gezer，坐标：31°51′32.4″N 34°55′8.4″E】
5）“示罗”（Shiloh）
在对迦南的基本征服结束后，以色列人来到“示罗”（Shiloh），并且将“会幕”设置在了这里，此后的三百多年里，这里一直是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注14.9）。《约书亚记》18:1写道：“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伏了”。
【注14.9：公元十二世纪的犹太文献《Mishneh Torah》记载，摩西制作的“会幕”从过了约旦河到达西岸，直至最终来到耶路撒冷，一共经历了四个地方安放，历时440年。
“会幕”在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及其后分地各自安置的14年中被安放“吉甲”（Gilgal，大致位置在约旦河西岸、“耶利哥”的东面《书》4:19）。
征服结束之后，“会幕”在“示罗”停留了369年（基本上是整个“士师时期”）。在这个时期的结尾，时间来到了约公元前1024年，在“以便以谢”/“亚弗”（Ebenezer/Aphek）之战中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Philistines）击败、位于“示罗”的大祭司“以利”（Eli）听闻“约柜”被敌军掳去而向后跌倒折断颈项去世（《撒上》4），之后“示罗”被毁（《塔纳赫》并无直接记载“示罗”被摧毁，但至少有三处文字显示这个事件应该发生过：《耶利米书》7:12、《耶利米书》26:6、《诗篇》78:60-61）；合理的推测是，以色列人在“示罗”被敌人进攻前，已经将“会幕”转移出去了。
离开“示罗”之后，“会幕”在“挪伯”（Nob，《撒上》21:1-6）和“基遍”（Gibeon，《王上》3:4、《志上》16:39、《志下》1:3）又停留了57年，这样就到了公元前967年。这一年正好是所罗门做王的第四年（《王上》6:1）；在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Solomon’s Temple，也称“第一圣殿”）在这一年开始被建造。耶路撒冷“圣殿”建造完成后，所罗门王举行盛大的仪式，将“约柜”和“会幕”、以及“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到“圣殿”处《王上》8:1-4、《志下》5:1-5。】
《塔纳赫》记载了“示罗”的地理方位，说“示罗”是在“在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示剑大路以东”（《士》21:19）。（KJV: on the north side of Bethel,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highway that goeth up from Bethel to Shechem, and on the south of Lebonah）。由此我们知道，“示罗”是在“伯特利”的北面，在从“伯特利”去“示剑”的大路的东侧。
在从今天的“伯特利”遗址向北去往“示剑”遗址的大路（今60号路）的路程中段位置的东侧约200米的位置，坐落着一座宽约300米、进深约500米的山丘。当地人管这个位置叫“Khirbet Seilun”（阿拉伯语，“Khirbet”的意思是“遗迹”，“Seilun”在语言学上可被解释为希伯来语“Shiloh”的转体）。
受到《塔纳赫》文字和这个山丘的源自古代的阿拉伯语名称的启发，在这里的山丘顶部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20年代，陆续的发掘显示了八个考古层，时间跨度从约公元前十五世纪一直到拜占庭时期（公元四世纪及其后）。
2006年至2007年间，在这个遗址近前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教堂遗迹内的马赛克地板以及几处希腊铭文，其中一处约公元五世纪的铭文明确地将该位置称为“示罗”。
这个遗址现在被“谷歌地图”标为“Tel Shiloh”，坐标：32°03’20.0″N 35°17’22.3″E。
“示罗”的遗址被一道巨大的城墙遗迹环绕，城墙遗迹在有的位置现存高度超过 7米、宽度超过 5米，城墙带有宽阔的、人为加固的斜坡防御工事。城墙内的一些区域是在建造的当时人为用砂石填平的。
《妥拉》规定，在“会幕”处要向神贡献牲畜为供物。（如《利》1至7、《民》28至29）。
在城防内的东北区域发现的（可被推定在“士师时期”的）祭祀坑，里面发现了数量巨大的符合犹太教规的动物骨骸，这些动物曾被用于献祭。
《妥拉》规定，以色列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来到神所选择的地方进行朝见，并且要带上自己的奉献（如《出》30:13-16、《申》16:16-17）。
在城防内的北端发现了一系列的储藏室遗迹，在这一区域发现了众多陶质储藏罐，有的还处在成排竖立的状态，也发现了谷物和无花果遗迹。在城防内北部迄今发现了八枚金质或银质饰物。
公元十二世纪的犹太文献《Mishneh Torah》记述以色列人在“示罗”建造了石质建筑，来自“西奈”的“会幕”被设立在上面。
根据2023年左右的报道，在城防的内部、山丘的北部位置靠近储藏室的地方，发掘发现了一个东西朝向的大型石质结构遗迹（考古团队称其为“the Monumental Structure”），这个石质结构似乎是坐落在一个更早的、位于其下方的结构的上面。该结构的大小与《塔纳赫》所描述的“帐幕”的尺寸基本相符，并且与《塔纳赫》所要求的“帐幕”的东西朝向相符；在这个石质结构的西端的三分之一的位置有一道墙，将该结构自西向东分为1：2的两部分，这与《妥拉》要求的“帐幕”内“至圣所”（The Holy of Holies）相对于“圣所”（The Holy Place）的位置和大小相符。在与这个结构临近的范围内，发现了数个与《妥拉》要求的敬拜配置相关的文物，这包括五枚带系孔的陶制小石榴（《出》28:33-34）、一枚能够提取蓝紫色染料的骨螺壳（《出》28:31）、一座四角祭坛的三个石角（《出》20:25）等。对这个结构的发掘和相关报告到本文成文时为止还没有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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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总结了本节涉及的《塔纳赫》中各地点的相关信息。
在对迦南的基本征服完成后，以色列人开始按照支派分地居住，进入了长度约350年的“士师时期”。现在的考古显示这一时期的迦南山区并无太多的永久性的房屋，这可能缘于他们此时仍然大部分保留了牧人的生活习惯、住在帐篷里、还以放牧为生，在地区内原有的城镇和村庄大多被毁灭并被遗弃，原耕地大面积无人耕种；在该地区发现的二十几处同一时期的墓葬群均不与任何城镇直接相关，葬仪反映出墓主人的游牧者身份，并且能够推测当时的牲畜中牛只占极少数，但有大量的绵阳和山羊。
本节列出的五个以色列人在征服迦南时期涉足的地点的细节，在人力现在可以查验的范围内，全部与《塔纳赫》中承载的信息相符。
第十五节. 再论神迹
《圣经》是一部几乎不停地讲述各样神迹的书，对“出埃及”事件的叙述，同样也不例外。
在“出埃及”的描述中，牵涉到的神迹至少包括“十灾”、“开红海”、“西奈显圣”、“断流约旦河”、“呐喊倒城”等。那么我们这篇讨论“出埃及”事件真伪性的文章，在遇到这些《塔纳赫》自己叙述的以色列人经历的神迹时，会做怎样的处理呢？这就要求我们先搞清楚，神迹作用机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认为，创世者必定掌握比祂的创造成果宇宙（也即很多人所谓的“自然”）所能包含的更高的维度，神迹的机制的本质就是掌控高维的创世者对祂的位于低维的创作成果的作用和干预。
如果整本《圣经》对宇宙、生命和人的意识的产生的经过的描述是真实的，那么，笔者认为，神迹其实存在于两个层次：
其一. “隐性神迹”层次：隐性神迹等同于当代科技和文化中所谓的“自然”。整个宇宙、生命和人的意识的存在就是神迹，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自己使然”，“自然”不过是比“自然”维度更高的“超自然”的创造、仰赖于“超自然”对它的维系，它的背后无时无处不隐匿着“超自然”。只不过现代人类大多数普遍由于与创世者的灵魂隔绝，加之以被“多元/平行宇宙论”、“进化论”、“生命外星创造论”、“无神论”等一众弯曲悖谬的假说所迷惑、压制、和奴役，而还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其二. “显性神迹”层次：显性神迹是“超自然”对所谓的“自然”部分的直接而明显的作用。人类单单使用对“自然”有限维度的领会，是绝无办法完全理解《圣经》中描述的众多神迹奇事的作用机制的，这些神迹奇事均表现出“超越自然”的特性，按照“休谟”（David Hume）的定义就是“对自然法则的违逆”。
宇宙从“无”变“有”的机制是怎样的？一天之中星球上水聚在一处而全部陆地从海中升起的的机制是怎样的？生命和人类意识在独一的创世者的一句呼召下出现的的机制是怎样的？苍穹被神的大能铺张开的的机制是怎样的？人类的语言被祂混杂的的机制是怎样的？挪亚大洪水时海水淹没全地的机制的所有细节是怎样的（我们在《大洪水 – 神话还是历史》一文中已经提出了大洪水可能机制的主体框架、但是机制的众多细节现在仍然缺失）？红海的海水为神的赎民分开的机制是怎样的？在坟墓中的死人被祂复活的机制是怎样的？《圣经》从未对这些机制提及哪怕只言片语，这部书显然无意成为一本给人类的科技教材，作为有限的人类，我们应该永远无法完全确切回答这些关于神迹机制的问题。
虽然囿于宇宙时空的人类无法完全理解“超自然”这个层次，但创造者赋予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能够探查“超自然”在“自然”中留下的痕迹；同时根据这样的理性能够领会到，《圣经》中描绘的神迹，在人类能力允许的范围内，确实能够在现实的物理时空中一一找到它们曾经发生的必要证据，从而将我们的意识引向《圣经》中文字的真实性。
以考察“红海被分开”的可能机制为例。
如果红海确实像《圣经》描述的那样曾被分开，那么：
– 我们应该能够探查到在红海的某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确实存在符合摩西提供的红海穿越处相关的时空特点描述的对应；
– 这个可能的穿越位置的水底能够符合人类、牲畜、和车辆行进的要求；
– 这个可能的穿越位置的水底可能存在人类、马匹的遗骸和车辆的遗迹；
– 这个可能的穿越位置可能具有标志性古迹
– 这个可能的穿越位置应该能够指向经我们分析得出的可能的“西奈山”的方位。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红海“亚喀巴湾”的“努韦巴”海滩确实符合上述的每一条，除此之外，很难在事件的可能区域内再找到契合度如此之高的对应。
那么“红海被分开”的真实机制是怎样的呢？在写到穿越时的场景时，《出埃及记》14:22只是简单地写：“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我们只能诚实地说：“我们现在不知道“亚喀巴湾”的海水被分开的机制是怎样的”；我们只是知道，“红海”及“亚喀巴湾”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特殊地质结构，但这与“亚喀巴湾”的海水被分开这个神迹有关吗？现在没有答案。
在《The Miracles of Exodus: A Scientist’s Discovery of the Extraordinary Natural Causes of the Biblical Stories – The Burning Bush, Red Sea, and Real Mount Sinai Revealed》这本书中，作者Colin Humphreys先生试图用“风力沉降”（Wind Setdown）这种现象来解释海水是如何被分开的。当强大的风力长时间作用于水体表面，这确实可能导致近岸水位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根据Humphreys先生的估算，当风速达到约每小时130公里时（这已经高于12级风），在“亚喀巴湾”最北端岸边的水体会被吹离原岸线约730米，该作者因此推测这能够导致《出埃及记》中所描绘的那样的穿越通道。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我们先不谈论当风速如此之高时，体型小的人和牲畜能否站立得住进而还要在飞沙走石的情况下持续行进的可能；经验向我们显示，这样的风速会导致人和牲畜呼吸困难，并且单单身体的快速失温就能让大多数的人在约三十分钟至一小时内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跌倒。试图用单单的“自然”媒介强风来解释“出埃及”过程中海水被分开的现象的尝试很有可能是徒劳无益的（注15.1）。
【注15.1：《出埃及记》14:21处有写神“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对此处希伯来原文的语法分析显示，原文中的“大东风”能够被解释为是海水分开时的一种伴随现象，而不是导致海水分开的因素。当有巨量的水体在十个小时左右被一分为二时，确实会导致空气快速流向原来水所占有的空间，因此出现风的现象是可以预料的。详见《The Lost Sea of the Exodus: A Modern Geographical Analysis》 Appendix 8。】
当谈论到“出埃及”中的海水被分开，美国作家、演说家、电台主持人Eric Metaxas先生说：“祂本可以采用很多种不那么激动人心的方式来拯救他们，但祂选择不那么做。祂选择用一种最激动人心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好让他们永世难忘，千百年来对此津津乐道。因为没有人能分开水体，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就像死而复生一样，根本不会发生。所以，如果真有那样的事发生了，你可以肯定，那就是神迹。”（HE could have delivered them a thousands other less dramatic ways, HE chose not to. HE chose to do it in such a way that was for maximum effect that they would never forget it and they would talk about it for millennia. Because no one ever parts bodies of water, it never happens, it’s like someone rising from the dead, that doesn’t happen. So if that does happen, you can be sure, it is a miracle.）
我们也可以将这条陈述稍微扩展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宇宙不会凭空产生，生命和人类精神意识的自行出现的概率是绝对、绝对、绝对的微乎其微，人类不可能用长达1500年（从摩西到基督）的时间写出一本即记录过往又预告将来的、上下两部相互指认的书，这种事在“自己使然”的存在中永远不会发生。所以，如果真有那样的事生了，你可以肯定，那就是神迹。
第十六节. 圣别及前路
在《创世记》15:16，神向当时身在迦南的“亚伯兰”谈及他将来的后裔在它国（这里指埃及）的经历时,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亚摩利人”（Amorites）是这一时期迦南的主要居民。这里《塔纳赫》并没有说明“亚摩利人的罪孽”到底是什么。但是后续有多处经文提及了当时迦南人的邪行。例如：
-《利未记》17:7记神要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
-《利未记》18:21写：“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
-《利未记》20:2写：“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治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 ”
-《申命记》12:29-31记，摩西向以色列人重申“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
-《阿摩司书》2:9：“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
1900年代，爱尔兰考古学家Stewart Macalister在位于今“特拉维夫”（Tel Aviv）东南约27公里处的“基色”（Gezer）遗址处被称为“High Place of Gezer”的位置，发现了十块巨大的立石，近前有一块方形中心带凹槽的巨石。在这个属于“青铜时代中期”区域内的一个坑里发现众多人类遗骨，有些儿童遗骨显示其所有者曾被腰斩或者砍头；在一些罐子中发现婴儿遗骸，曾被焚烧，这样的罐子一共发现了十处；在更深的位置发掘发现了一个小型洞穴、其内置有一块平石、其上放置了一具婴儿遗骸；埋葬方式显示这些人类遗骸都被按照某种宗教仪式埋葬。这些儿童/婴儿都属于人祭。
这种人祭的情况在同期的其它迦南考古点也有类似发现。例如在“耶利哥”遗址，发掘者Kenyon女士也有发现婴儿人祭的证据。
这些古迦南人使用人祭甚至是儿童/婴儿人祭的令人发指行径的发现，表明《塔纳赫》的文字对这一现象的记录是真实的。
摩西也告诫以色列人，神使用以色列人来除灭迦南人的恶行，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而是因为这些迦南原著居民的大恶。（《申》9:4-7）
摩西在离世前深知将来以色列人会如神知会他的那样、继续做“硬着颈项的百姓”，他劝勉以色列人遵行神的道，而“神必将你⼼⾥和你后裔⼼⾥的污秽除掉”（《申》30:6）。摩西说：“我今⽇呼天唤地向你作⻅证，我将⽣死祸福陈明在你⾯前，所以你要拣选⽣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申》30:19）。
在“西奈山”，神将自己的荣耀、和祂对最高造物的约定清晰地显明在以色列民族的眼前。离开受捆绑为奴之地，“圣别”（consecration）就是“与创世者联结”、“与神圣有份”、“与世界有分别”。
自摩西始，创世者这句宣告自己属性的话语在千万人的意识中从未停息过回响：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34:6-7）（KJV: The LORD, The LORD God, merciful and gracious, longsuffering, and abundant in goodness and truth, Keeping mercy for thousands, forgiving iniquity and transgression and sin, and that will by no means clear the guilty; visiting the iniquity of the fathers upon the children, and upon the children’s children, unto the third and to the fourth generation.）
在大洪水将整个不敬虔的世代冲灭的一千多年后，在人类的精神世界被各样虚幻进而秽浊甚至是邪恶的偶像崇拜填满而普遍又陷于偏歧时，星球上有那么一个小小的位置第一次和周遭有了截然的不同。在一个围绕着长方形帐篷的院子里，日复一日的燔祭散出的袅袅的烟雾不断地上升弥散到天空的高处；这个院落时时提醒围绕着它居住的一个特殊的人群，作为永生神产业的他们和其他周遭众多的族裔是多么的迥异。
摩西籍着神命建造的“会幕”坐西向东，它的院子围绕着内部的“帐幕”，而“帐幕”分为两间、分别是处于外间的“圣所”（the Holy Place）和处于内间的“至圣所”（the Holy of Holies）。从朝向东面的大门进入，直至来到“至圣所”，我们会看到神命摩西设立的七样陈设物品，它们分别是：
– 皂荚木包铜“燔祭坛”（The Bronze Altar / Altar of Burnt Offering）
– 铜“洗濯盆”（The Bronze Laver）
– 皂荚木包金“陈设饼桌子”（ The Table of Showbread）
– 金“七枝灯台”（Menorah）
– 皂荚木包金“香坛”（The Altar of Incense）
– 皂荚木包金“法柜”（The Ark of the Covenant），和，
– 置于“法柜”之上的金“施恩座”（The Mercy Seat）
这七样物品的数目正好与神的“七日创造”的天数相对，“七”这个数目代表着“神的创造”；在“法柜”的内部，珍藏着神亲自刻写交给摩西的“十诫法版”、这代表着“妥拉”的精髓核心；犹太传统相信，“妥拉”是世界的“脚本”，神创作“妥拉”在祂创世之先。
在从“圣所”来到“至圣所”的位置，具有三个入口，悬挂着三色（蓝、紫、红）幔子，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
在犹太教中，负有职分的祭司（属于Kohanin，即“亚伦⼦孙”）每天都会进入“帐幕”的外间即“圣所”，在“香坛”进香、为“灯台”把盏，并定期更换“陈设饼”。只有大祭司一人被允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Yom Kippur）进入内间“至圣所”，为自己和全体以色列人赎罪。
“Yom”的希伯来文意思是“日、天”，“ Kippur”的希伯来文字根为“כפר”/“kpr”的意思是“涂抹”、“遮盖”。
按照《利未记》16，在“赎罪日”这一天，创世者规定的主要仪式次序为：
– 大祭司要用水洗身、更衣穿戴圣服；
– 提前挑选好两只年龄模样相近的公山羊作为赎罪祭，这时大祭司会为这两只公山羊拈阄，其中一只归与神、另一只归与“阿撒泻勒”（Azazel，注16.1），为接下来的为百姓赎罪的步骤做准备；
– 大祭司从“燔祭坛”取火炭、并取一棒特制的捣细的香，经过“圣所”带入“至圣所”，使象征祷告的馨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
– 大祭司用一只牺牲公牛的血，在“施恩座”前的位置（东面）弹血七次（注16.2），为大祭司自己和他的本家献上赎罪祭；
– 用那只拈阄选出、牺牲公山羊的血，在“施恩座”前的位置用同样的方式弹血，为以色列民族赎罪；
– 在“圣所”的“香坛”四角上涂抹牺牲公牛和公羊的血，并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去除坛上来自人的诸般污秽，使坛洁净成圣；
– 出“会幕”，两手按在归与“阿撒泻勒”的公山羊头上，在神面前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把这些都归到这只羊的头上，然后派人将这只山羊带往旷野无人之地（注16.3）；
– 大祭司回到“会幕”，将圣服换下，用一只公绵羊为燔祭、献在“燔祭坛”上，并将先前赎罪牺牲的脂油在坛上焚烧；
– 赎罪仪式的主体基本完成，赎罪牺牲遗体的其它部分被带到营外的洁净场地焚烧，相关人员仪式后要用水洗身、洗衣。
【注16.1：《妥拉》并没有给出“阿撒泻勒”这个词的含义，根据犹太传统，它是指“荒凉和毁灭之灵，一切污秽之源”（the spirit of desolation and ruin, the source of all impurity）。】
【注16.2：有犹太传统指这时是弹血八次，一次向上弹、七次向下弹。】
【注16.3：根据犹太传统，为了防止这只将会众罪污带走归与“阿撒泻勒”的公山羊再次回来，祭司实际上是把它带到荒野中的一处悬崖并将其推下。】
这样的每日的常规燔祭和每年的“赎罪日”的复杂献祭并不完美；我们看到，大祭司必须先为自己赎罪、接下来才能为其他以色列人赎罪，并且这样的献祭仪式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在分裂王国时代北国的先知“何西阿”（Hosea）记神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何》6:6）。
通过这个使用“⽆瑕疵牺牲的鲜血”不断地涂抹圣物的祭祀的仪式，创世者明显是要传达：“没有无辜的血洒，罪就无法得赎”；那么在整本《圣经》启示的三类精神存在“神”、“控告者”、和“人类”中，面对一路堕落取死的世界，究竟谁是无辜的呢？
《马太福音》27:51，《马可福音》15:38，和《路加福音》23:45，都记录，基督在十架上气绝身死时，（第二）圣殿中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新约”《希伯来书》10:14处写：“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在基督为我们踏上十字架之前，没有人能看出摩西建造的“会幕”陈设中另一层的符号含义。
“会幕”中的七样物品，从罪人所站的东面看，正好摆成了一个十字。
这个十字的纵线包括了“燔祭坛”、“洗濯盆”、“香坛”、“法柜”、和“施恩座”，一路直指代表创世脚本“妥拉”的“十诫法版”，这是代表“圣”主题的一条线；这个十字的横线包括了“陈设饼桌子”和“七枝灯台”，这是代表“善”主题的一条线。
仔细看“至圣所”的三个入口：
– 居中的位置代表“圣父”的位格，在“至圣所”中代表恩典（“新约”）的“施恩座”覆盖在代表律法（“旧约”）的“法柜”之上，位于二者护佑核心的是“圣父”的创世计划，这里正对“圣所”内的象征信众祷告的“香坛”；
– 居右的位置代表“圣子”的位格，这里正对“圣所”内的“七枝灯台”，是“圣子”的无辜血洒为信众带来终极的灵性光明；
– 居左的位置代表“圣灵”的位格，这里正对“圣所”内的“陈设饼桌子”，是“圣灵”的滋养为信众提供丰盈的精神供给。
包含这所有信息的两部书，《旧约》启示了创世者的“圣”，《新约》启示了创世者的“善”，两部互相指认的启示将“十字架”拼接完整了——一幅完美的“神显”（Epiphany）。
从一人被呼召离开美索布达米亚的北部而来到迦南，到他的后代的一人被赐名为“与神较力者”，再到那个被赐名的人的后代致使利刃刺向创世者，“希伯来”-“以色列”-“犹太”这个身份名称转换的过程伴随了这个独特的族裔的起源往事以及由“犹大支派”身出来到世界上的基督的显现，人类一路下行、无以自助的命运也因此被彻底改变了。
《以赛亚书》46:10：“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
《约翰一书》3:8：“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基督的十字架，像极了我们的创造者向祂的最高造物伸出的、召唤我们与祂“合一”的双臂：闭上眼睛，仰望这个符号 —— 接纳与方向，治愈正是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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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附节（一. 希伯来文可能是字母书写的发明者； 二. 古以色列近邻文献中的以色列；三. 尝试在第12、13王朝考古中定位“约瑟” ）
详见链接（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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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本文章主要参考书目及资料来源网址（排名按中文拼音及英文字母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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